虽然政府已经全面放开了建制镇和小城市以及一部分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但由于中国的农民工主要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这些城市难以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对他们来说缺乏大城市的吸引力。
“未来大中城市仍然是承载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战场。”叶裕民说。
对财政及失业率统计的影响
中国户籍改革多年来难以取得根本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无法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问题。这次国务院户籍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表示，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国家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挂钩问题，财政政策设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近两年，随着户籍制度的管理改革和探索，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与户籍制度管理匹配、协调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杨志勇认为，很多财税政策说起来容易而执行起来却很难。由于中国地区差异非常大，导致事权和支出责任就很难划分。公共服务主要由流入地负责，但实际上流入地对于流动人口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
最典型的是教育，流入地的教育部门并不掌握会有多少孩子来参加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必须有户口所在地提供证明，这些都使得流入地教育部门难以提前进行财政安排。
杨燕绥说，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分担机制之所以难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居民档案管理，各级政府都“心中没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缺乏科学的依据。
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还将引发更为广泛的连锁效应。
数日前，官方机构首度正式披露了调查失业率，6月末，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5%，已连续4个月下降。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此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指标中通常使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一名官方机构研究人士昨日告诉本报，登记失业率中没有包含外来人口，也没有包括农村地区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并且存在人为控制失业率指标。
随着《意见》的明确，失业率和人口城镇化等一系列数据统计口径将发生变化。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户籍改革后的计算方式将更科学。
昨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调查失业率统计范围，完善办法，由统计部门依法适时发布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数据，以更加全面动态反映失业情况，让社会和公众及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使宏观经济决策更加“心中有数”，为促进比较充分的就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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