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灵魂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低下。
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
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
岂容“翻案”——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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