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及时应对，有效遏制了疫情进一步蔓延，充分保障了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赢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疾风方知劲草，烈火淬炼真金，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优异表现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还凸显了中国人权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一、强调家庭责任的人权理念强化个人自我严格约束

　　与西方人权理念多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人权认知具有强烈的家庭观念特征。在中国人看来，个人与他人、社群之间并非孤岛一般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关系网络中，而家庭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归属。在家庭生活中，每个人对于家庭其他成员都具有相应的义务与责任，父母有抚育子女的责任，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强烈的家庭责任观念影响了中国人对权利的理解。

　　中国文化对家庭责任的强调，要求每个人都应珍视自己的生命权，贸然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会被认为是没有责任感、不成熟的表现。在危急情况下，中国人也更能容忍对生命权之外各类权利的克减。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多数中国人都能够自觉地佩戴口罩并居家隔离。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自觉遵守居家隔离规定，做好自我保护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但在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西方人看来，如此多的国民能够自觉在家隔离一两个月，甚或更长时间，简直是一个奇迹。在欧美国家疫情大范围暴发后，大量民众仍然不顾紧张的疫情形势外出聚会游玩。即便政府发布了禁足令，仍无法阻拦民众冒险外出。西方社会对个体自由的过度追求给疫情防治带来了巨大困难。

　　二、追求道德超越的人权理念激发社会无私奉献精神

　　西方人权理论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欲望的正当性，认为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当享有各种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人权。西方人权文化将人理解为“欲望的主体”存在的一大弊病在于容易忽视人类内在的道德潜能，也容易导致权利的无限膨胀与滥用。相比之下，中国人习惯于从道德视角理解人与权利。例如在生命权问题上，中西之间就存在不同理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权固然是每个人都珍视的重要权利，但人不仅有生物性的一面，还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中国文化不主张将人权绝对化。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超越性，受此影响，在面对大灾大难时，中国人总能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与“不避义死”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以共产党员为先锋的数万名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火速赶往疫情第一线，广大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志愿者、快递小哥等，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工作岗位，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群体四处奔走采购医疗物资。中国人这种超越个体权利考量的无私奉献精神，为我们汇聚了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强大力量。

　　三、坚持平衡协调推进各项人权践行国家使命担当

　　西方人权理念强调个人独立与个人自治，将个体与国家关系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抗关系。这样一种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导致西方社会过度强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重要性。政府偏向承担消极的“尊重”义务和事后的“保护”义务，缺少更加积极的措施为人的发展创造适宜条件，不可避免造成人权理念与实践的背离。英国在疫情初期所推出的“群体免疫”政策便是典型，政府面对疫情的无所作为一定程度上放任了疫情的蔓延，对民众生命健康权造成极大侵害。除此之外，此次疫情中美国所出现的极高的民众感染率与死亡率，尤其是非洲裔、拉美裔美国人等弱势群体的超高死亡率，也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权利保障上的严重不足密切相关。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社会过度强调政府的消极不作为，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权能，在危急时刻反倒使人权无法得到充分实现。“人”是人权的主体，人权应当是对“人”全方位的关怀，政府作为人权的义务主体应当协调推进各项人权全面发展。面对疫情，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将公民生命健康权作为第一位的基本人权予以保障，通过紧急调配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建设集中收治医院、免费收治感染患者等多方面举措，尽最大能力让每个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世界卫生组织多次称赞中国抗疫举措，认为面对严峻挑战，中国采取的措施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雄心、最敏锐和最严格的疾病防控措施，中国的抗疫成就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希望。

　　此次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西方人权文化所存在的诸多弊病，其对个体自由与个体利益的过度强调所导致的个体责任感弱化与权利的过度膨胀，给疫情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其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轻视，给社会弱势群体带来的巨大伤害。而中国人权文化对个体责任的强调，对权利义务相平衡的追求，对两类人权协调推进的重视，无疑是对现代西方人权文化的重要中和与超越，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积极展现。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原题为《疫情治理凸显中西人权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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