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几天，中央“打虎”呈现了高峰态势：

　　一个“副国级”，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调查;一个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两个正部级，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享受正部级待遇)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两个副部级，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一个被调查，一个移交司法。

　　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央“打虎”呈现了梯队效应。

　　所谓梯队效应：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前期被调查的副部级以上官员，相继进入司法程序，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等，同时又有一批高官被调查。

　　另一方面，反腐外围突破取得一定成果后，被反腐的官员层级开始上升，从副部级、省部级，跃升到“副国级”，范围也从党政机关延伸至军队。

　　第三方面，很多腐败案件中，一只“老虎”带出一群“苍蝇”，或一群“苍蝇”带出一只“老虎”，从上到下，出现了“窝案”格局。

　　十八大后33名副部级高官被查

　　从李春城开始，中共反腐战略之一的“打老虎”开始发力。

　　李春城是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打掉的“老虎”。

　　那是2012年12月6日，一个周四的中午，很多人家正在准备午餐，很多上班族也正琢磨着午间娱乐活动的时候，甚至很多人准备趁中午时光小憩片刻的时候，手机的新闻软件、电脑屏幕上的新闻快讯都在反复播放这样一段话：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于是，那天中午，李春城成为大家的主要谈话主题。

　　自李春城之后，从副部级以上官员这一层面而言，似乎“安静”了半年，直至2013年6月初，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严重违纪被调查，“打老虎”的呼声再度高涨。

　　其实，那半年也并不平静。

　　这期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公诉，涉及重庆不雅照事件的一干人等被处理，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案开庭，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表哥”杨达才被移送司法机关，山西太原公安局原局长李亚力被撤职……

　　这些事件，都极具眼球效应。

　　自倪发科之后，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的新闻呈现出加速度，时至最近的徐才厚、万庆良等人，人数总和已经达到33人。

　　2013年10月22日，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时表示，2008年1月到2013年8月的五年多时间里，共有32名省部级官员被立案侦查。

　　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后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因被调查而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经赶超了上述五年的人数总和(注：时间和人数存在交叉)。

　　上半年查“虎”14人

　　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14只“老虎”被查。

　　他们分别是，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2月被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2月被查;山西省委原副书记金道铭，2月被查;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3月被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3月被查;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4月被查;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4月被查;西宁市原市委书记毛小兵，4月被查;重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5月被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6月被查;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6月被查;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举，6月被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6月被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6月被移送司法。

　　从上述被调查的高官中，分析可见，每月均有两名左右的“老虎”落马，而6月份人数最多、级别最高、范围最广。

　　在这些落马官员中，事发群体呈现了一损俱损的局面。

　　山西省官场从金道铭开始，申维辰、令政策、杜善学等人悉数落马。在查苏荣之前，姚木根以及不少于5人的江西厅局级官员被查。

　　中纪委在反腐案件中，除了一查到底的决心，在今年上半年，还凸显两个特点：

　　其一，实实在在自身打铁。

　　在体制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纪检监察体制开始变革。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中纪委本身则查处了副局级纪律检查员曹立新和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的违法违纪行为。

　　其二，反腐无小事。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查处的官员中，虽然科级、处级官员占去大半，但是对于省部级官员违纪的行为，也给予了处理。截至5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共有2名省部级官员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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