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纪罗马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犹太人进入大流散时代，生活在欧亚大陆诸地，其中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以贸易为生。由于历史久远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域众多，我们难以全面描述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犹太人分布状况，包括准确的流散地、所在地的生活时间与规模等。12世纪中叶，一位西班牙犹太商人本杰明在欧亚诸地开展贸易活动，有机会接触各地犹太社团，据其见闻以希伯来文著《本杰明行纪》，详细记载了欧亚诸地犹太人流散区域、规模与活动，其中很大部分涉及丝绸之路沿线的犹太人，如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呼罗珊、波斯湾、撒马尔罕、印度与锡兰等地，为我们呈现了丝绸之路沿线犹太人流散状态与商业活动。虽然本杰明记载的是12世纪中叶的状况，但可以确信的是在此之前犹太人早已流散在丝绸之路沿线并从事贸易活动，一些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亦证实了中古时期犹太人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敦煌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一封以犹太-波斯文书写的商业信件。据碳-14年代测定丹丹乌里克遗址存在于400—870年，在该地出土大量唐代带有“傑谢镇”字样的汉文文书，说明该地为唐代于阗傑谢镇。此封信件是在此贸易的犹太商人所写，因故未能发出。2004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了一批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写本，其中有另一件完整的犹太-波斯语信件。这两封信件被认为是同一人所写，时间大概在8世纪后半叶。此外，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一封以希伯来文书写的祈祷文书，被认为应是8—9世纪的犹太人遗物。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唐代犹太人已经沿着丝绸之路深入到于阗、敦煌等地贸易。

　　关于犹太人在丝绸之路贸易最著名的记载，出现在9世纪中叶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其记载拉唐犹太商人经海路与陆路行走在东西方之间，海路从法兰克航行到(北非)凡莱玛、古勒祖姆、吉达，再航行至信德、印度及中国，有些经法兰克至安条克、巴格达，再航行至阿曼、信德、印度及中国;陆路从西班牙或法兰克出发至(北非)凯鲁万、埃及首都，经大马士革、巴格达、法尔斯至信德、印度及中国，有时也行至罗马(拜占庭)后部，经斯拉夫之地、可萨、里海至巴里黑、河中地区，最终至中国。关于拉唐犹太商人的来源地，很多西方学者主张来自欧洲基督教世界，但是据唐代丝绸之路贸易形势与中西交通的状况判断，这种说法很难成立。较为可信的说法应是来自今伊拉克南部的拉唐地区，这些犹太商人因其来源地“拉唐”而得名。9世纪中叶，拉唐地区的交通十分便利，由此经海路与陆路既可向西前往地中海沿岸国家，亦可向东前往中亚、印度与中国等地，而且历史上拉唐地区犹太人颇具规模与影响，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应是将拉唐犹太商人从拉唐出发前往东西方各地的贸易从西至东综合叙述方才呈现出这样的贸易场景。

　　在拉唐犹太商人贸易信息中，最能显示犹太人丝绸之路贸易特点的是第二条陆路，即从罗马(拜占庭)后部，经斯拉夫之地、可萨、里海至巴里黑、河中地区，最终至中国。隋唐时期丝路交通凡有三道，裴矩《西域图记》记载尤详，即“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拜占庭)，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拉唐犹太商人经行的第二条陆路，并未严格遵循此三道交通，其起始从拜占庭后部，经斯拉夫之地、可萨、里海，即按照北道交通先从拂菻国，“度北流河水”，然后折向巴里黑(其地初为古大月氏国都城，属吐火罗辖地)，即转入南道，但也并未沿南道入华，而是从此北上至河中地区，即再转入中道，最终才至中国。

　　古代长途贸易耗费繁多，易受各种因素影响，若计于安全便利与经济利益考虑，拉唐犹太商人最应选择由北道直接入华，而且其对此必定十分知晓，但却辗转于三道之间。拉唐犹太商人的此种行进方式应是与丝绸之路沿线的流散犹太人有关。在北道，拉唐犹太商人经行可萨。可萨人活动在黑海、高加索与里海北部，9世纪初改宗犹太教，成为中古时期唯一信奉犹太教的国家。阿拉伯史学家马苏第记载：“可萨国王在哈里发哈伦·赖希德(764—809年)时受皈依信仰犹太教……可萨成为欧亚诸地犹太人避难所与向往之地。”同时，中古时期巴里黑、河中地区等地有大量犹太人流散，巴里黑一座城门就被称为Babal-Yahud，即犹太之门;河中地区犹太人分布在塔什干、布哈拉、撒马尔罕与费尔干纳诸地，本杰明提及仅撒马尔罕就有5万余名犹太人。因此，拉唐犹太商人第二条陆路途经可萨、巴里黑与河中地区，清晰地表明他们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特意途经犹太人聚集区，与丝绸之路沿线犹太人存在贸易联系，此即显示唐代已经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一个犹太人贸易网络，中国是此贸易网络的最东方之地，拉唐犹太商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犹太人贸易网络中的代表与缩影。

　　丝绸之路犹太人贸易网络在11—12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以来，在埃及福斯塔特犹太会堂的戈尼萨(用于临时存储犹太人文献资料的仓库)中发现了大量犹太人文书(即戈尼萨文书)。戈尼萨文书研究学者戈伊泰因与弗里德曼从散落的文书中，整理出大约459件与印度洋犹太人贸易相关的文书。这些文书大多以犹太-阿拉伯文书写，主要为11—12世纪的商业信件以及处理贸易纠纷的法律文书。这些文书提到在印度洋贸易的犹太商人达到数百人，大部分文书出自北非约瑟夫·拉巴达、亚丁的哈桑·布达尔以及突尼斯的亚伯拉罕·伊居等三位犹太商人及其家族成员。这些戈尼萨文书显示，以这三位犹太人及其家族为代表的来自北非、埃及以及也门等地犹太商人在11世纪已深入到印度、锡兰，乃至缅甸、苏门答腊一带贸易，并形成了由各地商业代表、长期驻守印度洋诸地的商人以及专门负责海运的船商与零散商人组成的犹太人内部商业合作群体，犹太人贸易网络已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当然，这些文书仅是犹太商人在印度洋贸易的缩影。由于1025年福斯塔特犹太会堂戈尼萨曾被重新整修，先前的文书被清理掉了，所以并未见到此前犹太人在印度洋的贸易文书。但很明显的是，11—12世纪犹太商人在印度洋建立如此系统、完整的贸易网络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犹太人贸易网络或早已出现，前述拉唐犹太商人在9世纪中叶便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并进入了中国。自唐以来，犹太人由海路入华的事迹也屡见文献记载中。如10世纪初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记载在广州贸易的犹太商人在黄巢之乱中遭遇不幸，元代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提到杭州城内的居民有犹太人，元代天主教传教士安德鲁亦提到泉州城内的犹太人很难改宗基督教等，显示海上丝绸之路犹太人贸易网络也深入到了中国，中国同样作为此网络的最东方之地。

　　中古时期，形色各异的商人群体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我们经常将目光投入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粟特人乃至西方人的活动中，汉籍亦多记载大食商人、波斯商人以及中亚等地的粟特商人等，这些商人群体的作用常被提及且对其研究者众多。或因此时有关丝绸之路犹太商人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极为稀少，犹太商人经常被忽视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上述分析显示中古时期犹太人积极活跃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并形成了犹太人贸易网络，因此犹太人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应当被重新发现与审视。(作者：李大伟，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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