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官场和一个封闭的商场。

　　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开始，历朝历代，除了皇帝，政府中所有的官位都是对大众开放的，你只要有能力、运气好，就可以进入政府。

　　汉代是举贤良、用孝悌，按照人口比例从地方选官，送到中央培养。隋唐之后，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只要好好读书，参加考试，就有希望当到大臣甚至宰相级别的官员。

　　与此对照，自汉武帝之后，许多工商业活动却被政府垄断，不允许民间经营;即便允许，也有许多限制，商人经常受到官府的掠夺。

　　这与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长期以来是贵族制，政权被贵族垄断，对老百姓是不开放的，贵族的爵位又是长子才能继承，长子以下的要自谋生路，所以西方发展起来了工业城市、商业城市。

　　中国没有商业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商业中心。在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做官，而非从商。政府官员地位高，自由裁量权又大，所以腐败的机会多。

　　就社会地位而言，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还不如农民，其商业利益又得不到有效保护，资产很容易被剥夺。总而言之，政府官员的综合报酬远大于商人的综合报酬，结果是“学而优则仕”。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两千多年来，最优秀的人都被吸引到了政府部门，这是中国社会长期能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近代中国变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7世纪开始，在英国，随后相继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通向官场的道路开放了，但是，更大的开放是工商业活动的开放。

　　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国王和政府的行为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私有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专利法也开始实施，工商业活动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行业，由此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古老的中国，仍然是开放的官场和封闭的商场并存，读书取仕比经商做买卖有吸引力得多，结果是，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

　　中国其实并不是缺少企业家资源，中国的问题是企业家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了，本来可以做企业的人都去做了官。

　　我们知道，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都是华人企业主导，中国人出国以后到其他国家多从事工商业，他们敢冒险，骨子里一定有企业家精神。

　　为什么中国人出国以后就变成了好的企业家?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政治对华人不开放，而工商业活动是开放的。那些流落到东南亚的人不可能到政府部门做官，他们提高自己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经商赚钱，赚了钱再把当地的达官贵人买通保护自己，所以就成了成功的企业家。

　　同样，为什么犹太人商业才能那么好?因为犹太人流离失所，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既不能当官，也不能买土地，他们可做的事就是经商，所以犹太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具商业头脑的族群。如果犹太人在哪个国家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可能就不大会经商了。

　　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提高了企业家的预期报酬，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当企业家。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配置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为什么说是历史性的?因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最优秀的人才都往政府集中，都去当官；而这4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转向了企业界，转向了工商业活动。两千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作者张维迎系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选自张维迎教授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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