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议会并未开成，荐举人员的计划，也远没有他们预想中那样顺利。变法开始前，康代徐致靖拟摺，建议拔用“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改革旧习。三日后，光绪帝召见徐致靖荐举的康有为、张元济，并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应该说，对康的任命比较特别，因为总理衙门章京例设四十八人，从内阁、六部、理藩院司员中考取。康有为时任工部候补主事，但并未参加章京考试。尽管如此，进总理衙门仍不排除总署奏调或皇帝特简的方式，例如1898年光绪帝还任命了江标、刘庆汾、郑孝胥、杨枢四人担任这一差使。所以，康的任命既非空前，也非绝后。总理衙门章京进署后，一般从翻译电报做起，业务熟练后，分股处理文书，这其中也包括草拟各种建策、议复奏摺。不过，他们并无上奏权，有条陈须由总理衙门大臣代奏。康有为看不上这个差使，也就并未到任。若将光绪帝此举解读成将康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可就是大大的误解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顾颉刚的话：“因为他们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现在重读这段评述，却感觉不独是康学的盖棺之论，而更像是如今的警世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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