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投资。还有一些其它的次要因素。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的，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机。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在目前中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再做加法，采取“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这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但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要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九五”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包括浙江在内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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