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

　　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是终止传统发展模式的时机。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搞增长可以，搞创新不灵。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还能走多长时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难在转变政府利益格局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人。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的1989年，泡沫破灭。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1989年泡沫大破灭的事情。但是中国产生小泡沫、中泡沫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问题是怎么转化?这个题目我们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值和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gongmin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第二，在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司法者，他是裁判员，是吹哨的，他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的四个特点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没有用处，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总提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的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统统都是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又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关键是如果面对政府“寻租”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十七大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企分开，但并没有提修改宪法的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这都可以做，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度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不愿意放。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上陷入衰退。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不断会不断出现。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箫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局部的改革形成压力和面临困境。

　　学术界要完成三大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名号来办。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再从定义出发来论证，凡是带有公益性的事就让政府来干，那吃饭是最大的公益性，为什么政府不干。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市场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信谁?信儒学?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民族支撑的。

　　作者许小年系著名经济学家，本文原载于“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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