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无论是积极主动，迎合潮流，还是保持沉默，搁置推托，显然都比逆势而为要好。对宪政体制认同与否，作为明智的政治考虑，作为最低底线，都不宜以“倒宪”面目出现，自招非议，不宜让人觉得是在公开挑战世界历史潮流，和有违中国社会的百年人心所向。
最近中国出现关于宪政问题的争论。在21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百多年的近现代化进程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仍然会出现这种争论，十分令人惊奇。
关于宪政问题，早在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就有过争论。尽管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党在关于如何实现宪政的具体途径上有分歧，一方主张君主立宪，一方主张共和宪政，但双方在关于中国应当实行宪政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甚至即便是被称为腐朽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清朝当局，在最初镇压了维新派之后，到后来也终于明白，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转而接受君主立宪，推行宪政。可见早在百多年以前，实行宪政已是中国朝野上下的共识。
在中国，尽管在追求实现这一政治梦想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于如何实现它有不同的认识，而作为一个民族，在实现梦想的途径和手段的选择上，也难免不犯错误，难免不会因选择不当而遭遇历史挫折和磨难，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实现这一理想，是中国社会百余年来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是民族大梦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家族王权统治，向宪政体制转变，从权力的专制垄断，向天下为公转变，是一种历史潮流。在当今世界，即便是那些尚存的专制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一时无法实现政治转型，它们也多少会标榜一番，以附和这一潮流为时尚，因为它们明白，公然唱反调会被视为不智的道理。
回顾中共历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尽管他们推行的路线有所不同，尽管他们对宪政问题的认识可能有差异，纵然他们对一些问题有所保留，但是，以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都不会，也没有去公开挑战这一世界历史潮流。相反，从中共建政前高举“反独裁，反专制”和“民主建国”的宪政大旗，到建政后制定宪法，都属于迎合潮流之举。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会有差异，政治转型的快慢会有差别，路线图的设计也可以有不同，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目标问题。显然，不能因技术性差异而否定目标本身，不能因国情道路不同，而站在潮流的对立面。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政治转型成功了，而某些国家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先例，后进的国家应当思考的是如何从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而不是以国情和复杂性为籍口，拒绝进步，排斥潮流。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已与世界接轨，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还处于一个尚未展开的初始阶段。宪政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否就是实现宪政体制，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在学术研究和国策建言上，“倒宪”、“反宪”亦未尝不可以成为一家之言。
学术研究和国策建言可以无禁区，但就当局来说，如何取舍，则宜慎重，宜有政治考虑。关于宪政问题，如何处理，至少可以有如下几种理性选择：
一是诚心欢迎，积极引进。既然它是世界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就与世界接轨，移植借鉴，为己所用。当然在具体实施上，可以逐渐过渡，稳步推进。
二是中体西用，表里兼顾。既然外有世界潮流，内有国情和执政利益的考虑，担心照搬外来模式，会水土不服或会“否定党的领导”，那么就两者兼顾，中西揉合，推出一个升级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宪政体制，或至少是其表层体系，纳入自身原有体系之中，以示顺应潮流，不违人心所向。
三是保持沉默，避免争论。借鉴“小平智慧”：不争论，即不介入争论，不挑起争论。不争论的原因可以是因为内心赞同某一事物，但社会尚无共识，于是不张扬，只做不说，多做少说，以减少无谓纠缠和阻力。或者是因为对某一事物有所保留，或并不认同，但鉴于其为人心所向，潮流所趋，公开否定，显得不智，故而对之保持沉默，不置可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不没事找事，自招物议，自损形象。
四是暂时搁置，看看再说。大势所趋故然不宜与之相违，但它是否真的利党利国?如果有此疑虑，不妨看看再说。继续以“先经后政”为缓冲，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亦不妨表示，不是认为宪政不好，而是要有优先顺序。待疑虑消除，再作定夺。疑虑未消，则不妨继续搁置，击鼓传花，留待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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