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不过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在和平年代，更不是战时的你死我活，更多的是合作共赢、是正和博弈，比如服务业开放确实需要让点利益，但还可以获得更大利益，服务业可加快发展并促国民经济转型，国民可以获得更优服务与更大福利。理解“落后就要挨打”，既应看到拳头落后，也应看到脑袋及体制滞后，才可开出综合、适中的治国良方。
第三，理性认识我国实力。我国是大块头，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刚刚4年。但是，经济规模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第二，国际地位第二。世界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大致具有政治稳定、制度先进、军事超强、经济发达、科技领先、货币主导等特点，我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硬实力(经济、科技、货币、军事)。我国人均GDP约为发达国家1/6，经济总量刚到世界的12%，美国巅峰时期曾占1/3左右;工业生产占世界的1/5，英、美曾分别达到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12%，英美都曾超过1/3;对外投资存量占世界比重刚过2%，英、美曾占1/3以上。科技水平总体在二档，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引领世界科技还未见端倪，估计与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也在20年左右，而英、美科技则遥遥领先，曾引领科技革命;人民币国际化刚刚开始，刚进入前十大交易货币，基本不是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先后是世界货币;军事上我应在美、俄与欧盟之后，比美国落后30年以上。
二是软实力(文化、体制、人才、管理、组织)。我国全面改革的任务繁重，社会仍在变动和转型，法制与规则不健全，创新与活力不足，传统优秀文化还待继承，护照签证免签率不高，有条件人群的移民比重过高，不稳定因素较多，体制吸引力不强，主动学习中国模式的国家不多。我国体制更加成熟和定型，恐怕也得在20年以后。英美都曾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样版，吸引力很强，至今仍有许多科技精英和企业精英汇集美国，美国能吸纳全球技术移民的40%、著名科学家的62%、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70%，具有最大的人才优势。我国软实力恐难排在世界前列，有可能处于第二、三梯队。当然，从长期看，中华文明的软实力世界一流，有待持续复兴，对此应充分的自信，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三是影响力。我国的主要优势是大国，国家体量、经济总量、军事与科技力量都是如此，在国际上影响力处于上升之中，但议题设置权、话语权不大，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刚刚起步，主导能力的获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不排除个别领域、个别时候的主导力，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但总体上看，我国实力没那么硬、号召力没那么强、影响力没那么大，估计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前五名，与常任理事国地位差不多。而且，我国经济才刚到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差距很大，而美国是在成为经济世界第一半个世纪后，才获得国际规则主导权。
所以，当前判断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东亚第一强国等，大致不错。但放到世界上看，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总体上存在20-30年以上的差距，与美国各方面差距都较大，与欧盟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相比差距也不小;军事及国际影响力等还逊于俄;与日本比也是各有所长，其发达程度、国民素质、文化科技、民族凝聚力、体制牢固、社会稳定、生态优良等与我对照明显。可见，我国综合国力可能是前五位，但是否第二位还可打一个问号?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大国等定位，以及既要韬光养晦、又要积极有为等策略，是客观务实的。因此，我宜冷静判断自身实力，对自身定位不宜过分乐观，外防捧杀、内防虚骄，理性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和国防战略。
在这种显著差距下，如过早与强者战略对决，既难取胜，也可能中断我国崛起进程。战争史上以“小而强”胜“大而弱”，例子比比皆是，如满清胜大明。我国应培养成熟的国民心态，避免盲目自大与自我中心，防止不分青红皂白，把各种反外国言行都当作爱国壮举;把主张虚心学习先进、同西方友好相处、善于交换让步妥协之人皆视为汉奸。爱国应讲方法、有策略，不能单凭激情。爱国不但有道，还要有术，有时爱国之术还重于道。爱国既要用心灵，更要用大脑，提倡理性爱国和智慧爱国，而不能愤青爱国、口号爱国或狭隘民族主义式的爱国，对外国从仰视或俯视，到正视与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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