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时刻盯着搞实务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无补，害国不浅，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其实不少争论并非爱国或卖国之争，不过是爱国的策略或方法之争。要象汉唐盛世一样，全面复兴中华文明，关键在内因、在自己。“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来到国防大学，最大的收获是，这里看军事问题很清醒、理性、客观，金一南、徐焰、孟祥青等8~9位教授，都强调实力的重要，而不是网络上、社会上铺天盖地的喊打喊杀。下面，我结合自己从事的开放工作，谈四点看法：
首先，从开放与卖国谈起。中国有一个怪现象，搞对外开放者，往往被骂为“卖国贼”，历史上屡演不衰。如清末士大夫尚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美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撰了《海国图志》、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都受国人诟骂，但传入日本后广受欢迎，引发明治维新，日本反过来再打我们。郭嵩焘出使英国，被骂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无法出版，等甲午战败，为时已晚。当时务实者要求通电报、修铁路，但朝堂怕“惊动祖坟”，通电报拖了12年、修铁路拖了17年，即使铁路先修了一段，也被迫用骡子拉，因为害怕被骂为“汉奸”。
这些老故事，到改革开放之际，再次重演。当时对开放的争论很大，小平画圈的“春天”已过数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我国入世时争论更大，不少主张开放的同志被骂为汉奸、国贼;如果不是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在开放中紧跟世界先进潮流，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入世，清流们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老是高调，好像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时刻盯着搞实务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无补，害国不浅，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这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起源在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如果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容易唱高调。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历史往往很吊诡，也会呈现高调者成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抗战时这种例子不少，“汉奸”张自忠等人反而被证明是抗日英雄。
由于高调爱国者往往不择手段、不讲方法，按照这种逻辑，勾践若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过早与吴王对抗，只能是鸡蛋碰石头，没有翻盘机会。廉颇与强秦决战，以守为主，朝廷不满，换上了赵括，丢了40万条人命。王翦攻楚，认为需要60万大军，而秦王信任只需20万的李信;秦军大败后，王翦才被启用，并与楚军相持一年不肯出战，最终才抓住机会灭楚。安史之乱时，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根据敌强我弱态势，以守为主，但被勒令出战，战败后又被赐死，实在太冤。才略事功可能均超诸葛亮的王猛，临终前力劝别攻东晋，先除鲜卑、羌族两大内患，但苻坚不听，终致淝水大败，身死国亡。
第二，把开放当卖国，根源在于对战与和的片面认识。南宋以来，我国存在“战争=爱国”或“妥协=卖国”的传统。事实上，战或和既可为爱国手段，亦可为害国之举。如李牧最初不与匈奴大战、高仙芝退守以避敌锋、袁崇焕与清军议和，皆是因时依势而定的最佳战术，也合孙子的“强者避之”及“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也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战与和、攻与守、让与取，以及何时战与何时和，本是可以探讨的战术问题，但主流舆论往往把硬拼当“爱国”的最高选择，经常为惨胜而癫狂，祸国实在不浅。
是否真爱国，主要看对国家造成的后果。孙子兵法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重视战争并非好战，更要慎战，“自古知兵非好战”。谋略始终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而且是绝对优势的实力。近期钓鱼岛之争，若无核战时真打，从知已知彼、国际盟友、海空军战力、社会腐败和组织能力等多个角度看，我国是否有必胜把握?如不行，请先收起高调，学习勾践的忍耐和意志，为雪耻而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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