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建筑、规划设计院，都附属在规划局、建设局下，都是吃皇粮的，我不认为有什么规划可言。这就是机制的问题。
凤凰城市：可是中国30年前是这种做法，30年后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认为中国有可能改变这种机制吗?
宋忠良：可以。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很好且独特的东西，就是“试点”，而且中国还有很好的行政执行力。我们利用这个优势，就能解决之前说的机制的问题。而这些都在台湾、美国等地区和国家没办法实现的。
例如30多年前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我们如今也可以先找一个地方作为试验点。这个试点出成绩了，也就杜绝了悠悠之口。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试点就是深圳，一个小渔村平地而起，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因此这个问题也可以采用深圳的试点模式来解决。
这个试点不需要像深圳一样大，一个片区，甚至是一块一万亩的土地就行，然后还是用我们之前提及的机制，即当地居民参与，明确居民需要什么，由专家学者做规划，再上报给政府单位。这种试点两三年就可以看出成果，如果不成功，对中国的百年大计也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成功了，那就是改变中国城市规划弊病的最好经验。
凤凰城市：伴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专家学者们认为GDP与城市幸福是背道而驰的。您觉得GDP与幸福城市不可共存吗?
宋忠良：GDP和城市幸福是可以并存的。美国纽约的公共基础设施都是照着当地人民的需求进行规划的，同时它做这些并不是因牺牲自己的GDP为前提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市不提倡GDP ，才能够达到舒适、环保的地步，才能有幸福。换句话说，城市的经济发展除了产业、投资拉动，还有居民消费。
简单来说，一个人住在一座城里感觉幸福，他自然会想要长期住下去，从而带来源源不断的消费，自然而然地就会拉动GDP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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