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是与姚崇齐名的唐代开元时期贤相(史称“姚宋”)。

　　宋璟自幼好学，博学多才，十七岁进士及第。武则天时期，历任上党尉、监察御史、凤阁舍人、御史中丞等职。由于“居官鲠正”，得到武则天的赏识。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诬陷宰相魏元忠，贿赂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看在他是女皇“红人”的份上，张说违心答应了。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闻知此事，便告诫张说道：“人生在世名节至关重要，不可陷诬好人以苟且偷安。魏大人即使被谪官流放，他的美德仍旧散发芳香。如若他有不测之祸，我将上大殿为他申诉;大不了，咱们一起去死。”张说被宋璟一番话所打动，廷辩时如实对答，使魏元忠免受陷害。

　　一般来说，凡是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人，大都很冷峻，甚至铁面无情。而宋璟曾为地方官，每到一处，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办好事，故而被人们称为“有脚阳春”，比喻他像长了脚的春天，无论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可见，宋璟既有冰冷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不过，他的铁面无情，主要针对为非作歹的权贵;他的温暖如春，则是面对普通的平民百姓。

　　宋璟虽在睿宗朝做过宰相，但成就他贤相美名的却是开元时期。开元四年(716年)，姚崇因故退隐，推荐宋璟接任。宋璟随即调返京师，任刑部尚书;不久，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史书称赞：“(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的确，宋璟善于用人，注重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是他提出并坚守的基本原则。

　　宋元超是宋璟的叔父，他曾向吏部打出宋璟的招牌，希望在选拔上受到优待。宋璟闻知此事，立即给吏部发文书说：“宋元超是我的三从叔，因他常住洛阳，彼此很少参见。我既不因他是长辈为之隐瞒，又不愿以私害公。假如他没说这层关系，吏部可以照章办事，而今既然声张出来了，就必须矫枉过正，请不要录用他。”最可贵的是，宋璟还恢复了贞观时期的旧制;凡是百官奏事，必须有谏官、史官在场。这是唐太宗制定的好规矩，能有效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搬弄是非。唐高宗时期，许敬宗、李义府用事，破坏了这规矩，带来了不少弊病。此规矩重新施行，加上宋璟奉公守法，选贤任能，使得当时政治颇为清明。

　　严明吏治，往往离不开反腐败。为此，宋璟极力革除一些陈规陋习。当时流行潜规则，地方长官每年定期派使者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往往携带大量珍贵宝货进京，以便四处送礼，拜结权贵;这样一箭双雕，既有利于地方长官获得好评，又有利于使者本人晋升。宋璟对此很反感，奏请玄宗同意，勒令官员收受礼物一概退回，并要求下不为例，从而杜绝侥求上进之路，削杀送礼贿赂风气。与此同时，宋璟还严肃惩治一批有问题官员，不允许他们妄诉狡辩，全部交付御史台查办。除了整饬官场，宋璟还整顿市场，禁止劣币(当时叫“恶钱”)流通，因而得罪了不少权贵。

　　开元八年(720年)，遇到长久干旱，权贵借题发挥，指使优人在为皇帝演戏时为三百名违法官员喊冤叫屈，将旱情归咎于宰相。为此，宋璟被罢免宰相职务，降为开府仪同三司。不过，玄宗仍敬重宋璟，重大案件交他审理，关键时刻向他问计。此后，宋璟又兼任吏部尚书，并于开元十七年出任尚书右丞相;四年后致仕，隐居洛阳，再过四年去世。

　　有道是，无欲则刚。宋璟的刚直，就是因为他公正无私，淡泊名利。宋璟曾任广州都督，当地人原先习惯以竹木茅草盖房子，时常失火，于是宋璟教他们以砖瓦建造房屋，既舒适合用，又能避免火灾。鉴于宋璟为民众办了很多好事，广州百姓在他离任之后，自发捐款为他修建遗爱碑。已经出任宰相的宋璟听说此事，立即求见玄宗皇帝，对玄宗说：“立碑是为了传颂功德。臣在广州的治绩不值得传颂，如今臣位居宰辅，故而有人张罗给臣立碑，那些溢美之词似有阿谀嫌疑。立碑不可取，此风不可长，请陛下下诏禁止为官员立碑，首先从我开始。”玄宗同意发布禁令，此后各地不再有人为官员立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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