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汉疫情以来，西安是所有城市中严密封控的开端，半年多以前，它被紧急按下暂停键，由于疫情突发，很多人都慌了神，就连政府也在一时之间束手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甚至面临上级乃至整个社会的强烈问责。
这之后，很多有严重疫情的城市都被“有形的大手”所控制，政府不断加大管控力度，城市面临摇摆。
面对汹涌的疫情，大政府的体制惯性再次被激发、彰显而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在这种制度文明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张力中摇摆不定。
封城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同时也在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执政能力以及社会运行机制。
但是，很少有人能注意道，城市严密管控的逻辑其实在历史上早已有其身影，这一强有力管控措施的思维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集体秩序VS个体自由：秦制的利弊
管控思维尽管是当下疫情反复的结果，但它背后却体现着中国由来已久的秦制传统，秦制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
关于这种制度的利弊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周秦之争，或称封建与郡县之争等。
这种争论已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一个主题。
历朝历代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抑或迫于不同的时势，实施过不同形式的周制，但秦制则一直作为帝国政权的最主要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治理实践当中。
反对周制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最早由李斯提出，他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交战形式出发，论述了封建制度下，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攻伐，以至于“天下共苦”，所以应废封建而“求其宁息”。
而秦亡后，汉立，刘邦有恢复周制之心，张良得知，遂进谏云“故旧坟墓，与谁取天下乎?”张良其意也在反封建，而“谁与取天下”之言较之“暴秦”的“求天下宁息”之意，其中意味颇深长。
后世论秦制之优于周制，首推柳宗元。面对安史之乱和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局势，柳宗元内心无比忧虑，他从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入手，提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样振聋发聩的观点。
然而，周制的支持者自然也提出了相当的论述，用以反驳郡县制的支持者们。汉代的贾谊就认为，正是由于秦变革了封建制，进而扰乱了周代以来关于“位”的政制安排，天下才会“动”。
近代谭嗣同对秦制则极尽尖锐批评之意：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本质来看，周秦之争背后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但更为隐蔽的则是集体秩序与个人自由的权力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成为古代中国制度安排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
在秦制之下，表面来看，中国王朝更迭不断，但实际上，这一制度结构却又异常稳固。正如社会学家赵鼎新所描述的那样：
世界史上其它诸帝国一旦灭隳则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
一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大问题”
秦晖说，所谓的秦制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周秦之变，其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是为了将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通过君主专制的方式加强集权。
◎大共同体是一种效率第一的强人政治。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只有野蛮才能战胜文明。国家越来越少，杀人越来越多。只有效率最高、道德水准最低的国家能够幸存。
因此，封建制、贵族制和礼制等一切“温文尔雅”、“含情脉脉”的东西，都逐渐让位给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
◎大共同体强大但又会周期性的崩溃。
秦一举扫清六合，席卷天下的气势，宛若摧枯拉朽，是何等的不可一世。而秦转眼土崩瓦解，迅速败亡，宛若枯枝败叶被狂风席卷，又是何等的惨痛悲凉。
中国历史亡秦不弃秦制，历朝历代其实都在效法秦政，因此，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
而衰落之时又会造成空前的浩劫，据学者测算，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秦制的方式虽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服服帖帖做大一统下的臣民。在秦制下，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统治者的声音;只有一个旋律，这就是统治者的主旋律。
有两个脑筋不需要转弯却无人意识到的问题：
问题一：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并没有获得幸福。
问题二：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并没有获得幸福，但也要庆贺秦始皇死得好。
正如两个问题一样，从古至今很少有人认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秦制——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才是导致两千多年苦难历史的最重要的原因。
假使这样的观念没有革新，即使两千多年过去，秦帝国其实仍会活在我们心中。
(注：本文参考资料来源：明白知识er《历史是偶然的，西安是永恒的》 ，微信公众号：知鸦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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