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一头一尾两大变局——从形成我们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到历时百余年的“晚清以来之变”，这才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方向。
一
这些年来，近代史新材料越出越多，对近代这一百多年的演变，反而变得模糊了，甚至古代史也模糊了。比如“帝制”，一开始有人说革命不好，最好是君主立宪，后来有人干脆说君主立宪也没什么必要，帝制就很不错。
我觉得：很多人把所谓中西文化冲突严重地放大了，这里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西文化冲突，当时那些人对西方治理方式很感兴趣，基于中国人传统的道德，他们也认为这个好。
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后面这场从晚清开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说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而前面这场，则是走入秦制的变化，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所谓的“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影响很大，因为从周到秦几百年间，当时有良心的人都觉得这个社会普遍道德崩溃，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秦制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就是熟人社会，最简单的小共同体是家庭，再放大可以说是家族，有非常稳定的人身直接交往，不仅中国这样，世界很多民族也是这样的，中世纪有一句成语，叫“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马克思讲中世纪的关系是“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被撕掉，变成一种很冷酷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后来的市场关系撕掉，另一种就是我讲的秦制。
秦制的逻辑就是“为了主人的主人，可以杀主人”，最极端的是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妈。
这个逻辑是为了皇上一元化控制社会，它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本来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小主人，都有他们的依附者，从近代眼光看，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关系，但亲情是有的，所谓的“温情脉脉”是有的。可后来，一个最大的主人把其他主人一扫而光，这么一来，好像很平等了，因为只有一个主人，其他人都成了奴才，人与人之间没有所谓的主奴关系了，一个宰相和一个乞丐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对皇上来讲，杀一个宰相和杀一个乞丐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这样的大主人和原来的小主人之间区别在哪里?最大的区别是这个大主人大家不认得，所以有非常残酷的民变，元代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大主人和原来的小主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跟普通人没接触，只能用官吏来管理。
而官吏本来也是皇帝的奴才，和被管理者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他们受宠，而普通人不受宠。讲得简单点，秦制的特点，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宠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宠的奴才。
二
秦制之所以存在几千年，因为它的确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凡是秦制和周制发生冲突的地方，周制一般都是输的，秦制从来都是赢的。这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如此。
中国有两千多年秦制传统，走向君主立宪自然更难，因为与那些有真正的封建传统的国家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当时中国人并不真正的忠君，他们只是害怕皇上手中的权力而已，一个当官的，如果他没有了权力，立刻“墙倒众人推”，谁还会尊重你?
晚清有个刘锡鸿，这个人在朝堂上很保守，但日记里很开放，他在英国当大使时说：英国才是真正的忠君，因为国王没什么权力，忠他不能给你什么好处，不忠他也不会杀你的头，但英国人还是很忠于他，这才是真正的忠君。
而清末时，人们并不真的忠君，忠的是皇上手中的权，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养成这种习惯后，君主立宪真的很难搞。辛亥以后的《清室优待条例》，应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不是君主立宪，但朝廷在紫禁城中一直存在，对他们优待，可结果怎么样了呢?后来就被赶走了。
我想，如果中国当年真的搞了君主立宪，除非新政权一开始带来太平盛世，否则一遇到麻烦，马上就会有人说不彻底，接着就会把皇上赶走。
中国近代化的确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我们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遇到很多挫折，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从晚清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各国从领主制走向所谓绝对主义，又从绝对主义走向现代社会，也是花了几百年。所以这个历程我们是必须经历的，无论从世界潮流来看，还是就中华民族本身的价值观念来看，这都是必须经历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一直都有所谓的“飞天”传说，比如敦煌中的那些“飞天”，可见人类有一种盼望飞行的传统。但是你说飞机是每个民族都自己发明的吗?当然不是。
没有传统，可以转化为两个问题：一是说中国古代早就有了，继承那个传统就可以了，现在很多新儒家就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当然不是，不仅中国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另一是说，没有这个传统，我们今天就不能造飞机和坐飞机吗?晚清人们在经过思考后发现，别人好的东西，其实也符合我们的普遍理想，和我们的传统并无冲突，只是有些人肯讲出来，有些人只是在私下嘀咕或者在喝酒时说。
今天很多人都在说科举考试好，如果是小共同体社会，它是成立的，但在大共同体社会，根本行不通，因为这么做肯定会形成小圈子。所以后来搞出来的东西，在两个原则上截然相反：
第一，根本就不是乡举里选，而是朝廷对所有的士子进行中央的直接挑选。
第二，挑选的原则根本跟道德无关，何怀宏先生说科举制度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智力测验，所谓的八股文就是有这个优势，测不成道德，但傻瓜绝对做不成八股文。而且唐太宗讲的选的是英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从来没有说“天下良善入吾彀中”。
很多人说，一搞科举，这些人就忘了乡里。实事求是地讲，人是比较复杂的，没有乡里推荐的制度，不见得就会真的忘了乡里，很多乡绅还是有乡里观念，不过相比于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这些人的小共同体意识的确淡得多。
晚清之所以废科举，你看一下废科举思想的渊源就会知道，一直有很强的呼声，这个呼声不是来自西方，一直到晚清,讲废科举最重要的理由还是败坏道德，甚至说科举不废，儒教会垮台。梁启超甚至还说，《孝经》是儒家最基本的东西，现在都忘了，因为不考这个东西。可西方会不会因为不考《圣经》，这些人就不读《圣经》?显然不会。
三
汉代王充说，儒和吏的冲突很大，儒就是乡绅，吏是刀笔吏，为皇帝办事的人，大家现在都觉得吏有用，儒没用。所以王充说“吏有所短，儒有所长”。后来科举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把儒和吏合在一起，问题合在一起，但科举制度最成功的一点，是把儒给吏化了。
儒的精神一直有，所以晚清“从周仇秦”情绪的再度崛起。我并不认为法家化的过程就把儒家传统给消灭了，但坚持古儒传统的人，的确和秦制间一直有很强的张力。
对于“五四”，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他们的“荆轲刺孔子”值得反思。但反过来说，那些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他们颂孔子是假，颂秦王是真，这一点也必须反思。
“五四”时代对抗新文化的所谓儒家，其实真不像是什么儒家，比如康有为，在戊戌时代和谭嗣同区别不是太大，讲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坏，可到了民国初年，他有两点非常异类：
第一，迎合了反家庭气氛，搞了个《大同书》，主要观点是不应该有家庭，子女应该公有，应该解散家庭，甚至夫妻都可以随便组合，所有子女归国家管，家庭不应该存在，这在儒家传统中，是大逆不道的言论。
第二，在1913年前后，发表了一篇东西说三代不好，是封建，封建是不平等的，到了秦汉就平等了，秦汉去封建，人人平等，这个说法在儒家看来，也是大逆不道。
陈独秀对康有为的批评非常对，尊孔是假，想当大官是真。
有些人说，汉代以后，朝廷不太管乡里，所谓“国权不下县”，我专门写过一篇东西表示不同意。实际上，古代乡里提供公共服务，官员的确不再修桥架路，乡绅出面张罗这些事，当官不出面管。可官员管什么?“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在这里，很多人把问题给搞混了，官员行使权力和官员承担责任，在传统制度条件下彼此分割，权力无穷大的官员可以不承担责任。有些人说秦始皇是小政府，因为可以随便株连九族，可以把全国几十万的人一下子修长城和修骊山墓，把中国相当部分人口变成劳改犯，可你听说秦始皇搞过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养老基金吗?他只行使权力，不提供服务，而这恰恰是秦制最大的问题。
有些人说明代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其实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负责任，可他不行使权力吗?万历皇帝在不上朝期间，照样派了很多太监跑到各地去收苛捐杂税，到处都是民变，即使按照明代的法律，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现代国家领袖20多年不上班，老百姓能答应吗?可万历皇帝就能。所以所谓的专制，就是权力是无限的，但是他的责任不可追问，想不上朝就可以不上朝，还可以派出太监去抢你的东西，这和他不上朝一点矛盾都没有。
现在很多人居然写了很多文章，说万历皇帝是一个无为而治、自由放任、无政府主义者，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最大问题是把权力和责任完全搞混了。老实说，旧时代不要说政府在基层不承担责任，在县以下又办了什么福利?也没有。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下不下县的问题，而是有权力而无责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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