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的逻辑

　　公元前81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汉王朝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盐铁会议。《汉书·昭帝纪》这样记录：“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盐铁会议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倡导国营垄断的官员们和提倡“盐铁皆归于民”、主张民间自由贸易的贤良文学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辩论内容由桓宽记录整理成为著名的《盐铁论》一书。

　　中国历史上的盐铁官营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汉初七十年，汉政府开放“山泽之利”，民间可以自由从事盐铁行业。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下令将全国各地的煮盐、冶铁全部收归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补充赋税。

　　盐铁官营只是汉武帝一系列重大经济措施中的一个，而这一系列经济措施大都是在公元前119年，即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决战漠北之后颁行的。

　　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开始，与匈奴持续十五年的战争将汉初七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消耗一空。汉政府的经济其实早在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收复河南地时，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司马迁说，开西南夷道、筑朔方城等导致“府库益虚”。公元前124年、公元前123年卫青连续两年出击漠南后，国家库存旧藏之钱、常年的赋税收入便已全部竭尽。而公元前119年决战漠北之后的财政状况则是，“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决战漠北是汉武帝时代卫霍时期北击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除了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精骑外，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为保障前方部队，进行粮草、辎重等后勤转运的部队有几十万人。学者李开元则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引用了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这场战役，骑兵、步兵以及辎重部队数量达到五十万至六十万人。所以，决战漠北之后，汉王朝的财政危机已经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匈奴遁入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汉军也因为战马的匮乏，无力北上。止戈息武，以战止战，汉武帝当初北击匈奴的目的从国家利益的层面上讲，几乎已经全部实现。所以，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停止征伐、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契机。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整个国家、三千多万人口的命运全部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可惜的是，这个人没有任何停止征伐的念头，而是一门心思只想让万夷来朝，只想让匈奴单于对自己俯首称臣，只想让自己手中的权力能够无远弗届。

　　所以，此时的汉王朝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悖论：对外扩张的雄心壮志需要雄厚的财力做支持，但为维持一个绝对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所必须坚持的小农经济其实根本不足以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汉武帝必须想方设法将一切民间财富掠夺为己有。于是，从公元前119年开始，我们看到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经济措施来敛财：算缗告缗、币制改革、盐铁专营、均输平准……

　　通过这些向社会和百姓大量抽血的方式，一旦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缓解，汉武帝便马不停蹄地开展对外战争和大规模用兵：公元前112年至前110年，讨伐南越、东越，灭亡闽越;公元前111年征西羌、击匈奴;公元前110年武帝巡边，勒兵18万;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灭亡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出兵楼兰、姑师;公元前107年、公元前106年武帝两次大规模出巡;公元前105年出击益州昆明;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发动汗血马战争……接下来就是几次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惨败，以及巫蛊之祸期间的内耗。

　　从元鼎五年(前112年)到征和三年(前90年)即汉武帝去世前三年，这二十三年中，仅仅只有天汉元年(前100年)、天汉三年(前98年)以及太始年间(前96年—前93年)这六年没有大规模用兵的记录。汉武帝为政的五十四年，史载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

　　当汉武帝以向社会和百姓无限抽血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开疆拓土、征伐四夷的雄心时，罗马却用向海外拓殖、发展商业贸易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政权维系了千年之久的强大帝国。

　　从公元前119年到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这三十三年是汉武帝从一个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明主走向一个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的暴君的三十三年。对一个专制君主来说，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他活得太久。

　　从税收到没收

　　汉政府一年的税收有多少?史书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有限资料中的只言片语进行合理的推算。

　　西汉自宣帝以来，汉政府每年征收的赋钱超过四十亿钱。赋钱一般指人头税，即算赋、口赋以及更赋，并不包括土地税，即田租。西汉政府一年的田租收入有多少，史书没有记载。只有《后汉书·梁统列传》中讲到大将军梁冀自杀后，其家财被没收变卖，售价超过三十亿钱，“用减天下租税之半”。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个例子表明土地税的总数，如果折算成钱的话，应该是大约六十亿钱。这样就可以推算出东汉政府一年的税收总数大约是一百亿钱(因为人口基数和粮食价格的波动很大，这个数据并不一定可靠，我们姑且将它作为一个参照)。西汉时期，尽管可供耕作的土地以及土地税率和东汉时期大致相当，但汉武帝初年的人口数量按照葛剑雄先生的测算大约是三千六百万，而梁冀所在的顺帝至桓帝时代，东汉的人口数量一直都在五千万上下。所以，如果按照国家法定的额度征收，汉武帝时代的算赋、口赋、更赋等赋钱的征收量会远低于东汉。

　　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汉政府一年的税收总数应该低于一百亿钱。而因为连年战争，大量劳动力被征入军队，农业生产必定会受到影响，在其执政末年甚至出现了“户口减半”的局面。尽管汉武帝大幅调高了人头税，一度“民赋数百”，但常规的田租和赋钱的收入仍然在下降而不是增加。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决战漠北后，仅此一战，汉武帝用于赏赐有功将士的黄金就达到五十万斤。一斤黄金等于一万钱，五十万斤黄金即五十亿钱。这个数字无疑超过了当时汉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这还不包括战争本身的开支，如粮草、转运、武器消耗等等。

　　那么，卫霍时期那些凯歌高奏的战争究竟花费了多少呢?遗憾的是，《史记》和《汉书》都没有明确的数字记录。卫青收复河南地后，汉武帝兴十万余人筑朔方城，司马迁和班固皆说：“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霍去病在公元前121年征服河西走廊，司马迁和班固又说：“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将遭遇水灾的七十余万贫民移民至朔方以南新秦中，更是“其费以亿计”。对于“数十百巨万”“百余巨万”这样一些象征性远大过实际性的表述，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探究它们具体代表着对国民经济怎样庞大的消耗。

　　可以确定的是，战争本身的费用远远大于皇帝对有功将士的赏赐。

　　所以，战争经费的来源问题，从汉匈战争爆发之初就深深地困扰着汉武帝，他的智囊团一直都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29年，卫青取得汉军对匈作战首次胜利——龙城大捷那一年，《汉书·武帝纪》就记载，“(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即汉政府开始对商贾所使用的货运车船进行征税。这以后，为解决越来越紧张的财政赤字，汉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卖爵和推行以钱赎罪。公元前123年的漠南之战后，汉政府一次性卖爵的收入就达到三十余万斤黄金。很多人购买爵位后逐渐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做郎官，整个国家的官僚系统由此败坏。

　　不过，通过这些措施所积攒起来的金钱相对于战争的巨大开支无异于九牛一毛。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岁初)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这年冬天“初算缗钱”。汉武帝时代最主要的敛财政策之一的《算缗令》出台了。

　　《算缗令》针对的是全国有产者，即工商业者、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囤积商等，命令他们无论是否有“市籍”，都必须向政府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数额，以便国家据此征税。

　　在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里，这些工商手工业者就算是中产和富裕阶层了。《算缗令》向他们征收的类似于今天的财产税，个人财富越多，要向皇帝纳的税也就越多。站在皇帝的角度而言，这些家财万贯的商贾“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但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即便这些人是富甲天下的豪商巨贾，趋利避害只是一种天性，而在连年北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家与社会疲敝，原本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的皇帝仍一门心思征伐四夷，向民间抽血以养战，又何尝在意“黎民重困”?于是，“富豪皆争匿财”。

　　这一下正中汉武帝下怀。由于《算缗令》的税率并不算高，商人需要缴纳的税率是百分之六，手工业者的为百分之三，对皇帝来说，不是来钱快的途径。现在有钱人都纷纷隐匿资产，不想纳税，于是皇帝紧接着便出台了《告缗令》。

　　所谓《告缗令》，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隐匿财产货物不报者，或所报不实者，就要被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而且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充公。那些出来检举揭发的人，将获得收上来财产的一半。

　　从《算缗令》到《告缗令》，汉武帝从容地实现了从税收到没收的质变。整个汉王朝“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全国中产之家悉数破产，而皇帝呢，“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这些敛财措施对民间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且将社会风气导向及时行乐的颓废状态中。因为这个时候汉政府已经毫无诚信可言，指不定皇帝哪天就再来一次“算缗”“告缗”，所以百姓不再进行储蓄投资、扩大再生产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是拼命追求华衣美食，今朝有酒今朝醉。

　　通过“算缗”“告缗”获得的财富并不会流入国库，而是统统进入皇帝的私库。秦汉时期，管理君主私用财物的机构为“少府”。“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东汉桓谭在《桓子新论》中提供的这个数据是汉宣帝以来的少府收入。武帝时代重敛于民，少府的收入肯定远远高于此。而即便皇帝每年个人的收入就是这八十三亿钱，比之每年不足一百亿钱的国库收入也不算少了。

　　汉武帝从民间搜刮的财物一开始由少府管理，但后来财物太多，一个少府已经管理不过来了。于是，汉武帝又设了水衡都尉帮忙打理自己的财物。因此，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皇帝的私库除了少府，又多了一个水衡都尉。由于没收的田地太多，仅仅依靠少府和水衡也管理不过来，只得把所有田地交给各级官府。少府、水衡、太仆、大农等各自设置农官，耕种没收来的田地。而没收来的奴婢，就分给各苑囿去喂养狗马禽兽，以及分配给各官府。这样一来，官职设置就更多更复杂了，众多的罪徒奴婢也需要政府出钱供养，于是，政府的开支愈加庞大。

　　当然，有了钱的汉武帝也更加骄奢淫逸，开始大肆营造宫室。《史记·平准书》说，“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从民营到垄断

　　虽然用赤裸裸的强盗手法从民间抢夺了如此多的财物，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对威加海内的帝王来说，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于是，公元前119年，三个豪商巨贾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是齐国的煮盐大户东郭咸阳、南阳的冶铁巨贾孔仅和特别善于心算的洛阳商人的儿子桑弘羊。东郭咸阳和孔仅被汉武帝任命为大农丞，桑弘羊则年仅十三岁就做了侍中。

　　这些大商人和寻常官吏不同，他们特别善于敛财。于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汉武帝时代另外三项经济措施相继出台：币制改革、盐铁专营、均输平准。这三项经济措施的核心内容其实一样，就是垄断，即将政府打造成一个大型企业，垄断自然资源和最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以获得巨额财富。

　　1.垄断铸币权

　　公元前119年冬天，汉政府将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徙往边郡。移民的衣食住行全由地方政府供给，用度不足，有关部门便上书皇帝，“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皮币主要针对王侯宗室发行。这些人到长安觐见皇帝、向上献享的时候，按照礼仪，需要向皇帝敬献玉璧。根据《周礼》，玉璧必须与“帛”配在一起才能作为礼品敬献。皮币于是派上了用场。这种用白鹿皮做的皮币，皇帝钦定价值四十万钱，并规定用“皮币”代替“帛”，所以宗室王侯们只得乖乖掏钱购买。

　　银锡白金币则是公开发行的货币。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钱，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但国家钱粮用尽，仓库里却存了很多银锡，所以汉武帝命人用银锡制作了三种白金币：一种一枚价值三千钱;一种一枚价值五百钱;一种一枚价值三百钱。白金币价值被严重高估，于是民间盗铸风起。根据汉律，“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汉武帝发行的白金币对民间盗铸者而言，就是那种宁愿冒着杀头绞首的风险也要追逐的高额利润。

　　在发行白金币的同时，汉武帝还对传统铜钱进行了改革。汉武帝执政的五十四年中，一共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而从公元前119年到前113年，短短七年时间，就变更了币制四次。公元前119年，废半两钱改行三铢钱，并发行鹿皮币和银锡白金币;公元前118年，废三铢钱改行五铢钱;公元前115年，又发行赤侧五铢。但无论如何改，都无法杜绝民间的盗铸行为。

　　铸造白金币和发行五铢钱后仅仅五年，整个国家非法盗铸钱币的现象达到疯狂状态，司马迁说：“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的人太多，官吏诛杀不完，因为自首而被赦免的人达一百多万，赦免当死者几十万人，而有罪却没被发现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最后，汉武帝使出了撒手锏——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鉴于整个社会币制混乱，各种钱币大行其道，汉武帝又下令以往所铸造的钱币悉数废弃销毁，只有上林三官钱能够流通。

　　为了敛财而发行面值畸高的货币，导致民间盗铸风起;为打击盗铸，“不得不”采取国家垄断铸币权的方式：这就是汉武帝时代币制改革的本来面目。不过，五铢钱的发行也有其重大的历史价值，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发行，整个两汉时期币制一直都比较稳定，甚至沿用至南北朝。

　　2.垄断盐铁业

　　在汉代，山海池泽等非农地被视作天子的个人财产。来自这些自然资源的收益被统称为山海收入。汉政府在汉初为发展经济、壮大国力，曾开放山泽，让百姓自由地开采矿山、砍伐木材、蒸煮食盐，自由地渔猎，在山海中谋生。只不过，汉政府在山海地带设置了一些关卡收取山泽税，以作为皇家的私奉养。正是这种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政策，这种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让汉王朝在汉初的七十年里迸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社会持续良好发展，百姓生活富足而安稳。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社会，铁已经广泛地用于农具和兵器的生产，铜则是钱币的主要铸造材料，而盐作为维持生命的必需物质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而且，盐铁非普通的编户齐民自己在家就能生产，必须到市场购买，所以铜铁和盐成为汉代最具有谋利价值的资源。

　　蜀地的大富商卓氏即是靠冶铁致富，有童仆千人，生活奢华可比王侯;齐人刀间靠组织奴仆发展捕鱼晒盐成为坐拥数千万资产的富商;孔氏在南阳大规模经营冶铸业，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财富多达数千金，也乐善好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初七十年，汉王朝有很多这样靠盐铁等行业发家致富的商人。

　　《史记·吴王濞列传》和《汉书·荆燕吴传》都记录汉文帝时期的吴国，因为有铜山取铜，有海水煮盐，所以极为富庶，甚至在几十年的时间中都不需要向王国的百姓征收赋税。吴王刘濞虽然是汉景帝时代吴楚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对于一个崇尚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而言是巨大的政治隐患，但如果单纯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他治下的吴国百姓的“幸福指数”可能超越了汉王朝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郡国的百姓。

　　学者陈直认为，西汉初期，以盐铁为主的山海之利约分三份：朝廷一份，诸侯王一份，富商豪贾一份。至武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久平，诸侯王并无实权，山海之利由三份简化为两份。

　　所以说，“盐铁归于民”的时代，政府并非不能从中获益，只不过政府没能独占山海之利罢了。

　　就具体操作而言，盐仍旧由私人生产，但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铁器的生产和销售则完全由官府垄断，禁止私人经营。为防止私贩盐铁，汉政府在各地设置了铁官和盐官。以《汉书·地理志》考之，“郡国设盐官的有二十七郡，每郡有设二三县的，共计有三十七县”，“设有铁官的有四十郡，共计五十处”。盐铁官自此遍布全国，基本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盐铁产区。

　　盐铁业被政府垄断之后，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弊端是因为缺乏竞争而造成的价高质次。官家生产的铁农具“割草不痛”，同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而且还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得到，“吏数不在，器难得”。你不想要这些质次价高的铁器也不行，官家还强买强卖，“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官家垄断生产，根本就没有成本核算的概念，“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也不会积极探索技术改进之道，以节约成本生产出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只是一味向大自然粗暴索取，大规模开山取铜铁，浪费巨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汉元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贡禹就认为官营盐铁“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

　　随着盐铁官营政策的推行，另一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以往盐铁业由民间经营的时候，盐商、铁商们雇用的大多是失地、破产的流民。破产的农民常因生活无以为继被逼揭竿而起，这一直都是帝制时代中国统治者最头痛的问题。私营工商手工业的繁荣，能够有效地解决破产农民的生计，是社会最大的稳定器。这些私营企业“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然而，官家垄断经营后，为了保障利润，在人工上的花费自然越少越好，所以一般用士卒和刑徒来从事盐铁生产，《盐铁论·复古》里就有这样的记录：“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贡禹在给汉元帝的奏疏中也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

　　这种由官府垄断生产和经营的模式实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地在籍的农夫被征发去煮盐冶铁了，田地荒芜，无人耕种;失地、破产的流民却得不到糊口的工作。盐铁官营政策推行十一年之后，即公元前107年，史书上出现了汉武帝时代流民数量最多的一次记录：“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盐铁官营后，整个社会更出现了“田地日荒，城郭空虚”的惨淡局面。

　　《盐铁论·复古》中有这样一段话：“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这是在告诉人们，汉政府实行盐铁官营并非仅仅为了从中渔利，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盐铁官营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虽然偶有中断，但一直都是历代政府聚敛财富的重要措施。但历朝历代，农民失地破产，豪强聚众霸凌一方，利益阶层骄奢淫逸，官商集团垄断兼并……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因为盐铁官营而得到过真正的解决。

　　当然，仍有人坚持认为，盐铁官营至少打击了控制盐铁生产和销售，操纵盐铁产品的价格以牟取暴利，却“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的大盐商、大铁商。我们来看看为汉武帝主办盐铁事务的官员都是些什么人：孔仅即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大规模经营冶铸业而财富巨万的南阳孔氏家族的成员，东郭咸阳是齐国大盐商，桑弘羊也出生于商人家庭。在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那一年，《史记·平准书》就记载：“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所以说，真正有钱有势者是不会受到任何打击的，他们都摇身变成了主办盐铁的官员。

　　3.统购统销与物价管制

　　汉武帝时代最后一项重大的敛财措施就是均输和平准。

　　所谓均输，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统购统销。国家在各县设置均输官，负责盐铁的调拨和运输，也负责各地贡物和中央政府在当地调拨的各种物资的运输。平准，则相当于物价管制。平准与均输配合起来，便可联手掌握全国的物价，垄断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此平抑物价，让商人无利可图。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汉武帝擢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从此掌管汉王朝的财政长达二十三年。就在元封元年这一年，在桑弘羊的主导下，汉王朝开始推行均输和平准法。

　　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在汉代，郡国每年都需要向中央政府贡献当地的土特产。然而，古代社会交通不便，这些贡品的运输成本极高，偏远地区的运输成本甚至超过了贡品价值本身。桑弘羊所主导的均输法，就是由政府按照商品产地的市场价统一采购，再统一运输到其他不出产此类商品且价格高昂的地区销售。平准法则是由政府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政府通过均输、平准法，利用地区间的差价来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

　　就其初衷而言，均输和平准原本应该是好政策，不仅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也能调节物价。特别在灾年和荒年，平准仓的设置让政府能有足够的物资来赈济灾民。但它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政府垄断商品运输和销售。在古代中国，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和商业一旦结合起来，便形成“官商”。面对这些拥有公权力的“商人”，民间的商人自然毫无竞争力。“官商”由此获得了天下物资的垄断经营权，原本应该贱买贵卖，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贵买贱卖，其目的当然是利用手中的权柄中饱私囊。

　　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

　　《盐铁论·刺权》中的这段描述，让我们看到国家经济命脉全部被官府垄断之后，一个“官商”阶层的兴起。他们掌握国家大权，以此扰乱公法，谋取私利，垄断市场。他们比六卿还要威风，财富多过陶朱公、子贡，衣服车辆比皇族还华丽，房屋住宅僭越朝廷的相关规定……

　　现在，我们再来捋一捋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措施：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因此获取了巨大的财富，缓解了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特别是军费开支紧张的状况。

　　但是，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果是因为不能容忍富商豪强垄断商品、操纵物价，而甘愿让政府“尽笼天下之货物”，所有物资的调拨和分配全部仰仗政府，首先得确认，这是一个百分之百一心为人民谋取福利的绝对公平正义的政府。因为富商豪强胡作非为，还有公权力可以对其进行约束、管控，但若政府乱来，谁能控制得了?很显然，帝制时代，普通民众对皇权和官府根本束手无策。

　　在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之后，国家和民众的状况是这样的：因为持续数十年对外征伐，汉王朝“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更兼皇帝重敛于民，想方设法将民间财富占为己有，整个国家“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民间社会已经极度痛苦和不堪重负。

　　儒家的困局

　　公元前119年决战漠北之后，汉政府国库极度空虚，汉武帝不是如同汉初高祖、高后、文帝、景帝那样采用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方式来恢复国力，而是通过盐铁专卖、垄断铸币权、平准均输来充实国库，甚至不惜采用“算缗”“告缗”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来敛财。

　　这些从社会无限度抽血的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汉武帝有了足够的财物可以穷奢极欲，可以“内侈宫室，外事四夷”，可以“信惑神怪，巡游无度”。诚如《史记·平准书》所载，实行均输、平准法后，“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于是，连司马迁都不得不感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不过，没有增加赋税，老百姓就感受不到这些经济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了吗?

　　比之古罗马向海外拓殖和鼓励自由商业贸易以赚取海外财富这样的外向型国家发展模式，古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则恰好相反，是向内发展的。也就是说，整个国家所有的社会财富皆来自三千六百万人民，来自占人口绝大部分的编户齐民的小农经济，以及一部分工商手工业者。这些社会财富被皇帝统统拿走之后，是没有任何外在渠道可以进行补充的。所以，汉武帝时代所有的经济政策实质就是从民间抽血来供给政府的开支。而政府每多拿走一枚铜钱，民间就会少一枚。

　　曾经，社会财富在工商手工业者和编户齐民之间流动。虽然商人们赚取了巨额利润，却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生产了能够满足社会所需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所以说，这部分工商手工业者处在底层编户齐民和上层权贵阶层之间，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也犹如社会的润滑剂。

　　《算缗令》《告缗令》以及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法颁行后的汉王朝，无疑是一个消灭了整个中间阶层的社会。皇帝将所有的社会财富强行抽走，于是，只剩下一个除了权贵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共同贫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极其孱弱，完全无法抵御任何自然灾害的出现。

　　《告缗令》的出台是在公元前117年，仅仅两年之后，即公元前115年，《汉书·武帝纪》便出现了“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的记录。第二年，即公元前114年，《汉书·武帝纪》和《汉书·五行志》都分别出现了“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的记录。而在太初年间，即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因为持续的旱灾和蝗灾，汉王朝“人相食”的现象可能持续数年。

　　所以，汉宣帝时期的长信少府夏侯胜这样描述汉武帝执政后期的西汉社会：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用，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

　　由于征伐无度和穷奢极欲，汉武帝不仅将汉初七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悉数耗尽，更将通过盐铁官营、杨可告缗聚敛而来的大量社会财富也全部挥霍殆尽。为了继续满足皇帝“外事四夷”的“雄心”，还有人给汉武帝建议，“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意思是向每个百姓征收的算赋再增加三十钱。

　　“(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正是因为民生疾苦，在辅政大臣霍光的主持下，汉昭帝才会在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让贤良文学与聚敛之臣们公开辩论，希望能为国家找到一个既能国强也能民富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贤良文学所代表的儒家观点很明确，盐铁官营、平准均输乃是与民争利，直接导致民间经济的萧条。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就曾明确反对官营化的经济政策，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不应该经营商业与民争利，认为“盐铁皆归于民”。然而，对于如何才能让国家富强，董仲舒的办法也只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儒家虽然颇具民本思想，看到了民间社会的深重苦难，但就经济治理而言，仍局限在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以仁义治天下而已。所以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虽然咄咄逼人，却仍旧拿不出任何具体的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经济措施。汉昭帝时代的贤良文学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控制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在以后的历史中同样没有更好的经济对策。

　　于是乎，古往今来，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纯粹以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度中，能够如桑弘羊一般将民间财富尽可能聚敛到皇帝一人手中，让国家富强的人便成了力行改革的“改革派”代表;而体察民生疾苦，希望帝王能节制所欲、轻徭薄赋、力促富民的人往往成了因循守旧、迂腐无能的“保守派”。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在《盐铁论·错币》中，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士大夫所表达的观点：“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百姓富裕了，国家便不能用俸禄来役使他们;百姓强大了，国家就不能用刑罚来威服他们。这句话让人不禁想到《商君书·弱民》中一句更直白的话：“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从这个层面上讲，盐铁官营、国家垄断铸币权等措施就是从经济上“弱民”。

　　所以，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之下，两方都无法跳出以皇权为本和小农经济的视野，真正从自由商业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让我们看到桑弘羊舌战群儒，并且抛出了困扰中国的千古难题，即所谓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开支从哪里来?国家财政收入又从哪里得?直到今天，桑弘羊仍被很多人推崇备至，被誉为“古今第一能臣”两千年前，桑弘羊的确有傲视群儒的能力和资本。但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拥有全球化视野的我们，如果还在认可甚至追捧这种能力和资本，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莫大的悲哀。

　　本文摘自莲悦著《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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