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日本人不愿意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历史，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常常在如何看待历史连续性的问题上出现困惑而带来的结果。许多日本人从“日本必须正视历史”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必须彻底清算和否定日本近代全部历史过程”的意思，但是只谈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而无视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成功，在他们看来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膨胀与日本近代国家、近代国民建设和成长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连系。
而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说，日本在建设近代国家、尤其是建设近代国民的问题上，无疑是成功的。正是这一成功导致日本日后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战后的再次崛起，又是以这一成功为必然前提的。由于这种成长与膨胀之间的纠结关系，使许多日本人认为即使日本应该就发动侵略战争受到惩罚，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日本整个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过程都是错误和失败的。日本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天皇制在战后得到延续。虽然天皇制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战时的天皇在战后继续被看作为日本的象征。这件事不仅妨碍了对战争责任的彻底追究，也使得许多日本国民更加难以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进行切割性的理解。美国之所以延续天皇制，就是因为他们承认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成功，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为了在战后能够操纵日本社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日本开战不久，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继续利用天皇制的问题。 在美国主导下出笼的战后天皇制，使日本的近代历史过程显得更加浑然一体，也进一步强化日本人关于历史连续性的意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方法，日后竞相为亚洲国家模仿和学习。通过本书的第一部我们已经说明，近代中国在建设近代国家道路的问题上更是主动地将日本视作为模仿的对象。亚洲各国的这种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证明日本当年所走的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之路是成功的，这就让一些日本人更加不肯对日本的近代史全面给予断罪。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和近代国民的方法就是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事实证明是民族成分比较单纯的日本，而不是具有多民族国家传统的中国，更加适合近代民族。
1840年的《南京条约》意味着朝贡体系的彻底失败。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以不变对万变”，不能从传统的“天朝”思想中自拔。与此相反，在中国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日本却引起强烈的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和认识“洋学”(西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 1860 年代才开始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做法，使日本迅速成长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而在中国却使“汉族”之外的民族集团寻找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所处位置的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本书第二部已经说明，正是这种困惑，给日本提供渗透和侵略中国边疆地区的机会。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之诞生，与明治维新以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心、而日本长期处于边缘的历史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本书第三部的第八、九两章已经说明，当年日本精英阶层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从对这一状况的不满中诞生的。由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这一起点，使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所以，认为只有中国有、而日本就没有建设民族国家权利的想法，当然没有道理。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 “成的长”必然伴随着“民族主义” “膨胀”的，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与近代国民上领先中国的日本，事实上也在近代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常常占了“先机”。
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
1840 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1860 年代开始清政府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转向，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内容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建设国家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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