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 2023)

　　在中国历史上，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实在太少了。他这样的人，即使出现，也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众人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19世纪西力东侵，欧美人挟其坚船利炮以及商业资本，打开亚洲的门户，其势如惊涛骇浪，莫之能御。

　　亚洲国家仓猝应变，无论在武备与心理上均不足以应付此一史无前例的巨变。

　　今日回顾历史，东亚二国——中国与日本——虽同在外力侵逼下起而应变，日本的应变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咸同中兴尚在明治维新之前，然而明治维新三四十年后跻日本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同光自强运动三四十年后却是甲午惨败以及庚子国变。

　　中、日同被西方势力逼向世界，追求富强。日本的成功，更衬现中国挫败之甚。

　　无论成败，各有原因可说。德川日本虽然锁国二百余年，但兰学一线从未中断，故明治之前西学已有基础。而其封建制度亦有利于应变，如德川幕府应变不利，而长门、萨摩诸藩应变较顺，卒于美国兵舰示威江户湾，受辱之余，发动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明治皇帝收还版籍，中央一统，开创了明治维新，走向世界的新局。

　　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西洋教士虽早于明末来华，然自雍正禁教之后，中西文化实已隔绝，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甚浮浅，而满清中央集权颟预无能，既难应变，又无可资应变的地方势力。太平天国之起，固无助于应变，内乱更助长外患。

　　所谓同治中兴，实在有名无实，无论宗旨与规模，全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中、日之间一败一成，诚非无故。

　　郭嵩焘一再感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明洋情，不知如何应付洋人，以致于屡次延误，使洋务既愈来愈难办，国家也愈来愈艰危。这也就是说，中国应变愈早，自强的胜算愈大;不仅仅是因中国的国势日诎，而且是因列强的侵略性日增。这个“时机”问题，颇值得一究。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鸦片战后五六年),欧洲革命导致三十三年西方旧秩序的解体;革命虽不成功，但列强必须重组均势。

　　洪秀全金田起义时，英国仍是唯一的世界性工业国，法国的工业力尚限于欧陆，俄国尚落后，美国更不足道，日本仍在闭关，而中国正遭遇到空前的内乱，坐失应变自强的良机。

　　同治中兴尚未为晚，但力已不从心，见识亦不够。及光绪初年以后，德国崛起，危及均势，引发列强争霸，英、法、德、俄诸国分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以充实一己的资源与声威。日本约同此时维新，效法列强，不仅免于受害，反而有余力伙同西洋侵略，而中国正适当其冲。

　　郭嵩焘出使英、法时，颇注意俄土战争，知道西方列强中，英法为友邦，德俄为友邦;回国途中更忧虑日本之起，类此都可见他对世界形势有基本的认识。他还注意到柏林会议，此一会议的结果又暂时恢复了列强的均势与国际间的和平。但郭氏回国后竟投闲置散，对世界的看法亦不被决策者重视，清廷的应变仍然无方，还想与霸权力拼，以至于藩邦与利权的大量丧失，而无可奈何。

　　于郭嵩焘逝世前后，中国即将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正亟力奔走呼号变法。变法之紧急，正可见国家之危急，已到崩溃的边缘。

　　然中国之所以如此，论者每归咎于以天朝自居的政治立场，以及文化大一统概念下的拒外观点;而又以此政治与文化观点，来自两千余年的儒家传统。传统阻碍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能并存之说，遂甚嚣尘上，认为非彻底打倒传统，全盘西化，中国不足以言现代化。此种议论自“五四”以来，余波荡漾，迄今未竭。

　　但是近三十余年来，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现传统与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传统因素颇有助现代化的发展。就以日本而论，如德川时代儒学中的伦理价值，对于日本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大有助益。同一儒家传统何以有助于日本，而有碍于中国?两国政治社会环境不同，自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可探，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仅以传统与文化为说，已显得空泛不实。

　　郭嵩焘生长于此一挫折时代，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对国家与人民的遭遇特为敏感，而且慧眼独具。我们不妨从他的眼光来探看此一问题。无论他的出身与教育，都属当时的主流。他亦以儒学自任，并对礼学有深入的研究。尽管许多保守派将他视为离经叛道之人，但他从未自认为儒家叛徒，事实上亦从未向儒学挑战。至少深厚的儒家背景并未阻碍他认识西方，走向世界。在他看来，主要障碍是南宋以来虚骄的士风。南宋以来的士大夫阶层，固然大都信奉儒教，但虚骄之气显然是一种社会风气，未必扎根于儒家经典。风气之形成，有其时代背景。自两宋以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日形密切;元、清两朝，即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兴建。

　　士大夫高唱夷夏之辨，引发情绪性的反应，一反汉唐时讲究理(接之以礼)、势(备而守之)的政策，而“务为夸诞”,竟侈言用兵于靖康、绍兴积弱之后。郭氏指出，史家班固曾说，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则多主征伐，但宋、明以来，言战者却大都出于文人，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甚至轻易开启衅端，使曲在我而不在彼。所以他撰写《绥边征实》一书，以检讨从秦汉到明代的“边防战守之宜”,突现其得失成败，以明“兴衰治乱之大原”、“砭南宋以后虚文无实之弊”。惜《绥边征实》书稿未出，仅存序文。

　　郭写此书，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杨联陛指出，郭嵩焘从未把洋人比作牲畜;古人将夷狄视若牲畜，因夷狄野蛮而无文明，其实郭氏认为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杨氏又说郭氏主张传统的羁縻政策，其实郭氏曾一再明言，洋人绝非传统的夷狄之比，西洋文明固高，其各国之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不似旧时夷狄的狼奔豕突，是以他有“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之说。

　　情势既然大异，古代的政策无论攻伐与羁縻，都不足有为。他之所以要征实过去的绥边政策，正欲揭出南宋以来的虚骄士风。那种虚骄在宋、明时代，已足招祸，何况与坚船利炮的洋人对抗?势必每下愈况。

　　然而他亲见的士风，其虚骄较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明弓箭不敌枪炮，在朝的官吏、在野的士大夫仍然轻易言战，而郭之剀切避战之论则被视为大逆不道。郭氏逐步发现好战与排外的士论并非单纯的忠愤之气，且兼有迎合当时国人因列强侵略而导致的仇外心理，以自鸣高，以博取时誉。

　　且不惜动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诸如春秋大义、华夷之分、君父之仇、国体等等，以气势慑人，压制理势(郭氏特别强调理势),甚至挟制朝廷，影响决策。

　　似乎是传统文化在作祟，其实是虚骄之辈利用了传统文化。这种虚骄，既不明理势，亦不讲是非，甚至只为了个人的名利，在郭氏看来，真可说是具有叵测的居心。

　　在此又牵涉到一般官吏与士大夫的品质问题。他们在郭嵩焘眼中，只能代表传统中国的衰落，正可与当时日见败坏的吏治相印证。他因而颇怀念康乾盛世，哀伤道咸以降的式微。他接触甚广，自感衰世的景象触目皆是，最具体的表现，乃是整个风俗的堕落。郭氏所谓风俗，与人心是紧密相系的。人心变得险诈、自私、不明是非，蔚然成为社会风气，便会影响风俗的纯正。风俗是整体的，一旦败坏，官贪民穷，盗贼四起，社会上一片乱象，又何以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巨变?

　　郭嵩焘被称为洋务派。的确，他对于洋务的识见高人一等，但他对“内务”更洞若观火。当时的保守派耻谈洋务，洋务派忽视内政，而郭氏不仅将洋务与内政连接起来，而且认为内政若不能整顿与振作，花力气搞洋务亦是枉然。他赞同知交良友刘蓉所谓：“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

　　他晚年愈来愈感到悲观，即有鉴于人民风俗日恶，吏治益坏，百姓愈贫之故。换言之，自强大业要由烂摊子来撑，无论如何是撑不起来的。就此而论，以郭氏之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除因对西方世界认识不足外，更由于传统政体与社会之衰弱，以致无力应变。言及无力应变，李鸿章于复郭嵩焘函中提供了最显明的证词：

　　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于是年冬底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连垂帘听政的太后以及恭亲王都无办法，可见传统政治中的腐败力量已达到足以扼制改变以求自存的地步，而所谓阻力，乃系传统中的腐败力量，而非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挫折亦因而是双重的。

　　内部的腐败与对外的无知又互为因果，虚骄很容易一泄无遗，成为泄气，清流如张佩纶诸辈于中法战争前后的表现可为明证。这些士大夫“始则视之(洋人)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而仇外与排外亦很容易转化为惧外与媚外，因同属无知的情绪化表现，郭嵩焘亲眼目击平昔排外的总督瑞麟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可借此一叶而知秋。郭氏肯定甚至赞美西洋文明的言论，固易被本国人斥为媚外，其实颇具胆识。我们从郭氏一生可知，他冒大不韪向国人称道西洋，原想要国人认清西洋，以知彼知己;而与洋人交涉时却表现得不惧不媚，且常据理力争。

　　无论据理力争或赞美外国都出之于理性，正好与出于情绪化的言行恰恰相反。他一再要求国人循理，但国人一直无法摆脱情结的纠缠。走向世界之路，亦就步步荆棘。

　　郭之循理思想主要来自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教育的影响，足见传统其一，用之迥异而已。郭之生平际遇自有助于其识见，他亲身体验到鸦片战争，洞察西洋的坚船利炮，及见洋人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乃警觉到大变局的来临。所谓变局，就是通商之局。中国正宜迎合此局而谋求自强，不应以力拒之，实亦无力拒之。是以他早于咸丰年间即已获致“战无了局”的结论。他一意主和，引起当时以及后世的误解最多，甚至被讥为怯懦的投降主义者。但是主战的结果又如何?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越南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只有使中国损失更重，屈辱更深，尚需割地赔款。郭嵩焘并非不知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紧握自强的时机。

　　此种考虑确是很理性的，但是由于外国侵略在中国所产生的激情，很难接受理智的引导，而郭氏生平的逆遇即多与此有关。

　　郭嵩焘同时代人中，当然还有一些颇能以理智看清时局者，认为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如年龄较长的冯桂芬，同辈中的王韬、郑观应，以及晚辈严复，都能洞悉西洋长处。王、郑、严等见解较郭尤为激进，但由于人微言轻，在当时并未受到注意，王、郑尤被视为通商口岸的“边民”(marginal men),自远不如兵部侍郎以及驻英法公使之一言一行，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因重视而受到强烈的抨击，在当时可说独无仅有，几难于自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正见其在当时的一点影响力;反弹的强度应与冲击的强度成正比!从长远看，中国终于走向世界，郭氏所发的一点冲击，应多少有些贡献。

　　郭嵩焘同时的政府中人，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均以洋务见称，官位甚至比郭更大，影响力比郭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的洋务仅止于坚船利炮的自强，一意欲以洋枪洋炮来巩固既有体制。郭则进一步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并且批评到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深处。

　　他又不避赞美西方之讳，而且择善固执，于私函中自谓，虽“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因自觉“所犯以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于此可见李、沈、丁辈虽亦遭世诟骂，远不如郭之甚，并非偶然。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

　　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至于被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

　　其实他一生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与曾国藩、左宗棠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得到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奕䜣的赏识。但这些关系，由于他的思想与个性，对他没有多大的帮助，左宗棠更极力相倾。至于一挫于僧格林沁，二挫于毛鸿宾，三挫于刘锡鸿，更与他的思想与个性有关。

　　唯一欣赏他而且想帮助他的是李鸿章，但即使以鸿章之显赫，亦有爱莫能助之憾，无法用其才，只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总之，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以去。今日过了一个世纪，寻看古人遗迹，不能不欣赏这个当时的弄潮儿。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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