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胡适与翁文灏是极好的朋友。但1949之后，两人的人生抉择却完全不同。翁文灏1950年从欧洲回到了大陆，胡适则一直坚持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这种人生抉择的背后，可能与他们的教育理念有关———在理念上，翁文灏求速成，略显急功近利;胡适则求远功，喜欢从长计议。
人才培养：专门教育VS通才教育
1937年，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翁文灏与胡适曾就人才培养问题写信讨论。首先挑起这个话题的是翁文灏。1937年4月17日，他写信给胡适说：
另一方面如炼钢、炼铜……中国绝少专门人才，过去者已大后时，新来者未见其人。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如更努力造就事实上不能效力之人才而使之另走不正当道路以扰乱治安，尤为非常可惜。中基会对此等事负一部分之责任，对于留学补助金等似应采取相当方针，以指示有志青年以适当进行之方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54页)
当时，翁文灏与胡适都是中基会的董事，鉴于炼钢、炼铜等专门人才的匮乏，翁文灏希望胡适在筹划中基会的政策方针时侧重于专门人才的造就与培养。收到这封信之后，胡适于1937年5月17日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部可读的本国通史，岂不更可焦虑?在纯粹科学方面，近年稍有生色，但人才实尚甚缺乏，成绩更谈不到。故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58页)
在胡适看来，与其过于追求眼前的“实用”，不如深谋远虑，为国家培养领袖之才。分析两人的分歧，一言以蔽之，翁文灏侧重于专门教育，胡适则更重视通才教育。
工业发展：大干快上VS休养生息
此后不久，随着七七事变爆发，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翁文灏则出任经济部长，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
翁文灏原本就喜欢求速效，加上当时处于战时状态，翁文灏的许多经济策略都带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此时的他，完全违背了胡适的教育主张，要求中基会的资金补助，在应用方面，“至少应占十分之五六”(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0月，第165页)
不仅如此，当时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更是大规模实施计划经济，大力推广国有企业、军事企业、重工业的发展，轻视民营企业、轻工业的发展。
对以翁文灏为首的资源委员会的做法，胡适不太赞同。1945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资源委员会的成员王征说：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天网”或太密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八页)
胡适希望通过“无为”的方式来谋求经济的发展，而非通过政府的计划与控制来发展经济。对胡适的建议，王征并不赞同，而是赞同翁文灏的做法。回信中，王征写道：
近来重庆来人，以政府原则大谈其私人经营与政府计画之不善，不知此多系私人，又善经营，总有点个人厉害问题。究竟战后国民总储蓄每年最大估计能有多少，是否能担任国家实业化重任，关于这一点，我们咏霓老兄(即翁文灏)究系学者，比这一班半官半私的人高明多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9-10页)
为求速效，翁文灏所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推崇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弊端，后来形成的官僚资本主义无疑跟这一政策息息相关。战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人才选拔：理论型V S实干型
1948年，应蒋介石的邀请，翁文灏成为行宪之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院长。然而，恰恰就是在他任上，王云五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导致了金融失调、物价飞涨的可怕局面。
面对经济的恶化，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青年经济学家蒋硕杰与刘大中。虽然当着蒋介石的面，翁文灏表示要重用他们，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蒋硕杰与刘大中在经济理论方面造诣深湛，两人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观念都有深刻警醒。倘两人进入翁氏内阁，很有可能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可惜翁文灏恰恰轻视这方面的经济理论，他更青睐实干性的人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类实干型的人才是“又快又便宜”。
蒋硕杰与刘大中没进入政府，除了翁文灏重功利求速效的实用观念之外，似乎还与他对待下属刻薄寡恩的性格有关。
推荐蒋硕杰与刘大中时，胡适还推荐了吴景超。鉴于蒋硕杰与刘大中没有从政经验，胡适希望抗战时期已经跟随翁文灏从政的吴景超可以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情形。而在抗战时期跟随翁文灏的吴景超认为翁文灏对待下属态度倨傲，与他无法共事，坚决不去。最终，他们三人都没有进入政府。可以说，国民政府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挽救经济崩溃的机会，而随着经济的崩溃，国民政府在政治与军事上也都迅速崩溃。
分歧之源：无为VS有为
1950年，已经看过胡适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的翁文灏依然选择了回到大陆。后来，哈耶克的学生周德伟在给胡适的信中分析了翁文灏的这一人生抉择，周德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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