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是一位受到普遍尊重的百岁高龄老人，他所以受尊重，不仅因为他开创了汉语拼音的研究并且作出了巨大贡献，更是由于他是一位充满创新思维，勇于直言的学者。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探索真理。在髦耋之年仍忧国忧民，关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命运。他凭借丰富的阅历和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力，超越了一个多世纪来流行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提出了人类历史演进轨道的新思维。
丰富的阅历和理论功底。周有光所处的时代，是世界从大乱走向大治，中国从贫穷苦难走向复兴的时代。他出生于1906年，经历了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四个时期，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他亲历了艰难漫长的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又亲眼看到了生机蓬勃的改革开放。他求知若渴，思考不断，开拓创新，冲破旧的框框，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个世纪来，苏联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并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阵营。可是事实是无情的。苏联倒台，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不能不廹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眼花缭乱的变化。
在探讨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分清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三个不同的概念。五阶段论是苏联政治家和革命家确定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利益和得失。革命家关注的是权力的争夺和巩固，在农业文明社会阶段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暴力和权谋。好的政治家不仅能打破旧的国家机器，还要顺应历史潮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只顾个人权力不管人民大众死活的政治家，算不上是好的政治家。而学者追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真理，其道德标准是事实的准确性和分析的科学性。为了捍卫真理，可以不顾个人荣辱，宁死不屈。在正常情况下，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三者应该互补互济，齐头并进。学者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政治家吸取其精华，付诸实践并为新思想理论健康发展提供良好土壤气候。
周有光一生不做官不搞政治，但是对政治问题仍有洞若观火的敏感。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位爱国者的忠诚、学者的睿智、知识分子的良心。
事实上当今中国，老一代的人比年轻人更敢讲实话，更善于分析时局。正如他自己说，“我们这一代人，人家叫做“两头真”，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瓦解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是两头真“
五阶段论是从政治角度考察而提出的，在当时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五阶段论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五阶段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认识社会，不够全面准确，并且奋斗目标过于理想化，缺少具体的界定，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利用。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臀部有着封建印章的人也可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失败才是怪事。
总书记习近平同志2015年1月2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说：“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周有光的新思维，特别是“三面三层”理论，对贯彻总书记指示具有开拓性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周有光作为学者从现实出发，认为社会的发展应从多个角度看。他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考察人类文明。 从横向看，大约5500年前开始，人类在世界各地开辟多处文化摇篮。彼此接触、互相模仿，逐步地融合成为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亚洲有三种，东亚是中国文化，南亚是印度文化，西亚是伊斯兰文化。第四种是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洲成为西方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各个地区又有各自的发展特色，特色不能否定一般规律。社会发展的历史如何分期，各期如何定名，都要重新慎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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