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完全离开教研工作的杨敬年觉得，到了总结一生所学的时候了。“我要找一根红线把学的东西都串联起来，这根红线就是人性。人性是一个永恒而且现实的问题，和我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密切的联系。”杨敬年说。于是，一本从人性分析经济的《人性论》于1998年出版。
而真正让杨敬年开始成为“名人”的，是《国富论》。这是他90岁时的译著，一本经济学的专业书却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至今重印十几次，发行10余万册。2011年，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访问南开大学时，当天下午就拜访了杨敬年，送上了《国富论》的手稿给这位远方的知音。
时至今日，杨敬年一直庆幸两件事，一是没有去台湾，“不必像于右任那样‘葬我于高山之巅兮，遥望大陆’”;二是没有去美国，“否则中国解放后与世界20多年的隔绝，也会使我终老异乡”。他说：“我的一生，是和命运搏斗的一生。”
过了100岁，杨敬年又忙了起来，总有学生、记者、朋友来访。视力几乎消失的杨敬年思维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各种数字、年份记得尤其清楚。他原本每天凌晨3点起床，3至4点读书，4至5点锻炼，几个月前病了一场，生活不能自理，于是总抱怨“恢复得太慢”。虽然一生的节奏总比同龄人“慢”，但杨敬年不能容忍光阴溜走。
现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美国的学生会给他打电话，聊聊外面世界的新情况。“最近一个学生告诉我，现在中国人在美国很有钱，一个老太太买房子，经纪人陪她走了一天，老太太什么话也没讲。经纪人觉得‘糟糕，今天要赔’，结果晚上老太太说，我都要。”讲到这里，杨敬年先笑了。吃完晚饭，他要听一个小时的音乐，从东方的古琴听到西方的交响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现在采访平民的新闻多了，挺好。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嘿嘿。”老人还透着点狡黠。
时光倒流66年，有这样一幕：1948年，当杨敬年回到南开大学时，何廉给他留了金子，护照也在手上，要走随时能走。何廉赴美前，不无担忧地跟他说：“敬年，你还年轻。”而当时的杨敬年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了!”
这一生虽然总是慢一拍，但好在天能假年，“有所作为”的目标，杨敬年终是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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