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和“两家争鸣”都是毛泽东说的。两家争鸣，他的解释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百家争鸣本来是各种意见的争论，两家争鸣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就不是争鸣，而是批判了，没有争以前就已经分胜负了。
反右派跟当年延安整风有异有同，高华写过一本《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他去世了，他年纪比我还小，可惜了。他的书有个缺点，他到没到过延安我不知道，反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他没有到过。延安整风他是根据文献资料写的，不免有一点隔膜。我写反右派斗争，因为自己是一个亲历者，和光凭文献来写的就不一样了。何方写过一本《党史笔记》，他是老革命，社科院的名誉学部委员，有在延安生活的经历。他讲高华那本书，高华说延安整风反对共产国际和王明，他说整风怎么反对共产国际?当时整风运动指定的22个学习文件里有斯大林的讲话，有《联共党史结束语十二条》，拥护共产国际拥护得很，怎么会反对?他还说反王明，当时也没有什么反王明，高华后来把这些想象加进去了。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风波
1980年代，很多海外文学作品被译介出版，而对于劳伦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色情文学”代表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很多出版社都想出但无人敢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就找时任总编辑的朱正商量。朱正一开始有些犹豫，但看到同事们热情很高，也没有反对。书出来后征订的场面非常壮观，经销商的汽车就在印刷厂门口排队，印好一批拉走一批。
那个书后来被查了，闹了很大的风波。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就是我们出版以后，热销，印了36万册。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征订目录，发出去后武汉新华书店没有回信，没有订，等到书畅销以后他们就来人找我们，他们要进货，我们的人说：“给你们发了征订目录，你们不来订货，那现在没有。”结果他们就回去向领导汇报，说“要不到书，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奚落我们”，很生气，书店的领导人就向熊复反映了。
熊复在解放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中南局驻武汉，武汉新华书店的头大概认识熊复，是他的老部下。他向熊复反映，熊复就向一位中央领导反映，领导批示查处。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搞了一个关于“扫黄打非”的展览，内部展区预展时请胡乔木去看，胡乔木看到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列入淫秽读物里面，说这样办不好，这本书是世界文学名著。这次展览就拿下来了这本书，后来处分我们时就没有说是“出版淫秽读物”，只说是违反出版纪律。
总编辑只做了一年
1980年代，由于19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10年的文化思想真空，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非资即社的二元意识形态结构的松动，读书不再有禁区，整个出版风气也非常开放。
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也没出很多书，时间很短，做总编辑就一年多，就是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下台了，那是我任内签发的最后一本书稿，出事以后我就下台了。
现代的编辑水平怎么样很难说，人家要我讲编辑经验，我说：“我的经验，第一我不能说，第二你不能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稿子，比如说像杨绛他们的稿子，拿来我根本就不看，直接发到工厂去排印，因为我知道反正是要看校样的，我能够改她的文章吗?一个字也不能改的。现在我能够向编辑人员推荐这个办法吗?那是不行的，当年我联系的那些作者又是什么水平啊!
朱正先生从里屋搬出一摞的“骆驼丛书”，一本本讲背后的故事。那些书的作者里很多都是文坛一代大家，孙伏园、杨绛、唐弢、舒芜、郑超麟、黎澍、徐铸成、黄裳、李霁野等。
那套“骆驼丛书”，我一共出了二十多本，现在很难配齐了，像郑超麟的诗集《玉尹残集》，网上去淘要几千块钱呢。我编这丛书的起因是这样的：一次我到北京去，看黎澍，问他有什么稿子可以拿给我出版，他说他手头有一些短文章，就把《早岁》这本书稿给我了。我说，如果能够再找一些类似的书稿出一个丛书就好了，他赞成我的这个想法，跟我说：“你可以去找杨绛，近代史所最近请杨绛写了两篇材料，一篇写她的父亲，一篇写她的姑母，都写得很好，可以编入丛书。”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杨绛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去拿稿子吧。我去杨先生府上取《回忆两篇》书稿的时候吗，杨先生说：“我还有一篇稿子《记钱锺书与<围城>》，我不想和这两篇编到一起，不过那个只有一万六千字，能够单独出一本吗?”我立刻说：“行，可以出。”
当时那些作者，有的都是泰斗级的。杨绛非常能写文章，是文章大家。我看，学问上是钱锺书大，但是写小说、写散文这些，钱锺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杨绛的小说《洗澡》，你说有多精彩!钱锺书的《围城》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洗澡》写的是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反映历史更加深刻。杨绛和钱锺书的人品也好，他们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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