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在做学问时的认真态度有时到了苛求的程度。晚年的两篇论文，《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尽管加起来不过三四万字，但他几乎花了两三年时间，翻阅了《大正藏》、《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等大约上千卷经籍。
“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是汤用彤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遗风。汤先生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没有别的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节俭，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
1954年汤用彤因脑溢血而长期卧床，在燕南园很难再见到他的身影。1963年5月1日，他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说自己读过他写的所有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但是一年后，汤用彤就因为心脏病而过早逝世了。
那是个没有哲学，
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
读高中时，汤一介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他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
“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
从1950年代起，中国全盘学习苏联，包括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停了，都集中到北京大学来思想改造。斯大林式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成为指导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南。按照那个框架改造哲学家，简单地把哲学家划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成进步和反动，每个哲学家都被贴上标签。
对汤一介产生影响的，除了思想的禁区，还有就是生活的厄运。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
乐黛云因为创办一份所谓的“同仁刊物”，被打成极右派。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生，乐黛云被下放了。汤一介不知道，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兴县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回来，想看看乐黛云和孩子。回到家里，他只看到孩子睡在床上，乐黛云已经下乡去了。
“我就看见我的孩子，一个孩子睡在小床上，一个人。当时我就把我的儿子抱起来，他才几个月啊，几个月!抱起来，我满眼含着眼泪，脑子里就一个思想，就觉得人为什么那么残酷，把一个孩子留在这个地方?”
“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每天都要被批斗，举一个上边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手里的那个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众，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那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他还常常被拉去作为冯右白先生的陪斗。冯右白每天都被拉出来批斗，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汤一介站在边上，因为他们住在隔壁。
“那时候最担心挨揍，因为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你要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动作不好的话，那一定要挨揍。所以我动也不敢动，什么也不敢做，就只是老老实实站在一个地方。”
政治的厄运一直伴随着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直到1978年汤一介才获平反，此时他已经51岁了。
“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汤一介说。
“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那你的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国学”在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把一代国学大师看成是文化之根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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