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松田认为，美国政府与财团的活动成功地培育出了“亲美派”。如同洛克菲勒财团注意到的一样，来自“美国政府温情主义的援助，可能侵蚀了人们刚毅不屈的精神，造成人们意志的脆弱”。这些解释都不错。但，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吗?是美国的“阴谋”吗?

　　其实，“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支持帝国统治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帝国本身。潜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机制，并不能因其意识形态自身的拙劣而遭到无视乃至抛弃。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稍微拉长我们的历史视野，可以说，战后美日关系正是帝国课业的一次实践。今日人们熟识的一些理念，诸如民主主义、现代化、人权、安全、自由、秩序等，为这一课业提供了普遍性的理念支持。当然，也正是通过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述具有人类普遍的一些观念，才逐步成为现实。

　　因此，不是强者的“阴谋”，而是当事者的“共谋”，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帝国课业的编制与实施，导致了战后美日关系的形成。在这项复杂而广泛的工程中，没有局外人，更没有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连绵不绝的“阴谋”;迫害妄想与受害妄想都是浮云。战后美国的“宽宏大量”自有其品格;但这种品格只有在更高一层的人类普遍的意义上，人们才能谈论其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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