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之后,台甬温线路段上发生的高铁特大事故,已经成为在书写中国铁路、高速铁路,乃至世界铁路、高速铁路发展史时,所不能绕过并且必须面对的一个大事件。这正如2008年汶川地震所最终给世界范围的文化领域中,以灾害史、地震科学史,甚至科技史等为突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门类造成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类重大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占据受众的视线,全对信息媒介实际全面垄断,并以恐惧、哀痛、愤怒、迷惑等负面方式,猛烈而持续地对公众心灵造成群体性创伤。而这些负面的能量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通过事发和善后过程中的种种辅助疏导,即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也必定会引发人们强烈的好奇与持续的反思,使公众的视线在事件的主要相关领域久久地逡巡,徘徊不去。
基于以上原因,每每纪实文学将笔触伸向这一类事件领域,比如戴荣里这一部“全景”、“全息”记录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历程的《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无论作者如何规划作品的结构与顺序,无论作者基于何种目的而对作品素材进行如何的甄选使用,作品题材的指向,总是会顽固地呼唤起阅读者关于灾难的种种强烈创痛记忆,这些广义上的阅读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也包括编辑者、评论与研究者,甚至常常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内。
所以毋庸讳言,在解读《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时,首先观察它的作者戴荣里是否以及如何对中国高铁建设中这一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进行记录,又如何进行述评,以及作品经由这一段落透射出作者怎样的认知水平,是否传递出作者独立思考和真知灼见,这种对普遍的好奇心态加以因势利导而得到的方法,可能也正是解读这部纪实文学的一道捷径和一把钥匙。
最终,在笔墨触及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问题时,本书作者凭借其对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多年浸淫的热忱,凭借对科学发展和科技应用的熟悉掌握,凭借精于观察的一双火眼,更凭借了由体谅入微而悲天悯人的一颗诚挚之心,做出了文学标准上难度极高、而在新闻和科学尺度上又不可谓不精准的回答:在这一段落中,作品用难以想象的短篇幅准确地白描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夜晚,随后即扼要地展开了主要围绕事故原因衍生和分化出的种种分析猜测。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此对诸方观点看似简单的归纳罗列,实则含蕴了深湛的思考与文字功力。在所列举的代表性观点中,过分主观武断的原因猜测被作者剔除,缺乏事实和理论支撑、数据支持的观点也被摒除,更多的观点被精准地剪去了夹缠的枝蔓,进行了合理的合并。其中可贵的是,在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调查结论之外,作品大量保留了来自各方的不同意见,如实传达并作出精要点评。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亲历高铁建设的中国铁路人的一分子,作者行文全无辩白推诿意味,更对事故初发时出自铁路部门的某些不准确表述和不恰当言论做出了诚恳的批评检点。正是凭借这种“与我有关”的负责与诚恳的态度内驱力,作者在权衡了各方意见后,得出了“事故的发生源头在于管理漏洞,而管理的技术、制度等方面的缺位,主要肇因于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的缺位”这一结论。
对台甬温高铁事故的反思出现在本书的后半段,其篇幅也仅为不到一个章节,远非本书的全貌和主旨,但是,这个在作者写作的过程中必然会迟早遭遇的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及其所必然引发的反思和必然需要做出的结论,不难看出,它所营造出的文字氛围贯穿本书,在写作本书时始终萦绕着作者。这一段可能最为阅读者所关心的文字,与本书开篇作者简述写作动机与缘起时简单提到的事故部分遥相呼应,正是由其所串联起的文字感染力和情绪内驱力,推进着本书的写作和阅读,正是这一条潜行的感性思考脉络,与人类铁路—中国铁路—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世界高速铁路前景的行文明线,表里交织,有机、有力、有意义地衍生出和支撑起了《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的纪实文学架构。
痛定思痛的人本反思,多年从事铁路建设工作积累的深沉情感,与中国高铁所见集中代表的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景相结合,作者在力求客观现实的纪实文学笔墨中,也为作品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张力。这些围绕中国高铁建设而释放出的情感力量,作者将其概括为团结全体中国铁路人和高铁建设者、凝聚全体中国人和世界华人、实现世界和平繁荣发展的人类共同的梦想、梦幻般的力量。在作者看来,在砥砺自我、筑就梦想、实现“最完美的抵达”的过程中,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至关重要,但高铁建设却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和技术堆砌,而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到建设实践的每一阶段每一环节直至每一个工作细节中去。在世界铁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中,作者看到了科技与人的欲望、需要的密切联系。科学技术因人的欲望而产生,为实现人的需要而服务,科技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方式延伸着人的需求,又制约着人的欲望,进而又促使人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进行变革与改造;在中国铁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透过自身经历,作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三十余年间中国社会的深广的积极变化,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在主观感受和客观现状两个方面,记录了由铁路运输、高铁建设所折射出的当代中国对名声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人民生命、生活等基本民生概念的认识的不断进步,这些或为跬步点滴或为腾飞跨越的积极改变,在作者眼中,被高铁从设施到管理的精益求精的诸多细节一一刻印,而这些细节同时也记录了中国人科学技术认识的逐步提高,以及以出行条件为代表的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这样,作为本书的轴心,集中代表科学技术发展的高铁及其建设过程,既横向地、共时性地广泛地覆盖和辐射了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领域在内的方方面面,又纵向地、历时性地透射和穿越了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铁路运输史,在两个向度上透辟生动地描绘出中国高铁所取得的高新技术“核爆”般的力量和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可以视为本书主旨理念的人本观念,在戴荣里眼中,不仅贯穿在高铁建设实践之中,也体现在高铁建设者的每一个体事迹身上、每一鲜活案例之中,技术实践、工程实践与建设者的工作事迹和精神面貌,是高铁人本理念的两个侧面。而在解读本书时,人本观念实际又可做出“高铁/现实”层面提炼、和“作者/主观”层面投射的两个层面、两种文学创作过程的划分,做到有机的统一两者,实际从来都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稍有矛盾或脱节,不仅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可能大大减损,甚或作品作为纪实文学基础的真实性都会受到质疑而发生毁灭性动摇。这些问题常常发生在纪实文学塑造人物形象时发生。在本书的这一层面,作者戴荣里显示出了他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字功力和文学的老练,在勾勒点染高铁建设者形象时,笔触明快平实,罕见抽象词汇和论断式此举,这显然是对散文留白审美的化用,在他的笔下,高铁建设者群像变得生动鲜活而富有层次,他们不仅是艰苦创业的工作者,也是读者身边热爱生活的亲人和朋友。这也使《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之梦》补强了某些纪实文学作品写人的模式化短板,彻底脱出了纪实文学往往最终陷落的窠臼。这或许并不是某种特别重大的艺术突破,但它对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最终能否达成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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