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即盛赞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余教授相信，整体而言，中国的价值系统经得住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情境——的考验。中国人所应致力者，是赓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庶几就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贡献一己，为万世开太平。
童騃岁月
1930年，余英时教授出生于天津市，本贯为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父协中公(1898-1983)尝留学美国，入哈佛大学，然未及毕业即返国任教上庠，并担任国府军政要职。1937年10月之前，除了天津外，余教授曾随父亲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和安庆诸城。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余父为避战祸，令余教授随伯父回到群山环绕的官庄祖居，一住八九年。
官庄只有传统私塾，余教授上过三四年，从《三字经》和《百家姓》读起，其后，也听讲《左传》和《战国策》等书，开始与闻中国史籍。不过多年后，余教授回忆起这段童騃岁月，道是读来最感兴味盎然的乃中国古典小说。他从《罗通扫北》读起，继之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等书，而且相信小说对他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终而使他“能掌握中国文字的规则”。余教授的中文造诣，因此始于文言文，包括稍长读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私塾的先生，甚至帮余教授打下古典诗的写作基础。
中学适龄之时，余英时教授离开故里官庄，赴潜山邻县舒城和桐城继续学业。桐城系近世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余教授只受了一点算术和英文教育，时间几乎都用在课读中国古典，而且兴趣盎然。抗战胜利前后，余教授入高中，遂努力补足前此他几未受过的现代教育，而且考进父亲创办的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国共内战期间，余教授回到北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同时阅读梁启超、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著作。他虽同情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和阶级斗争论格格不入，思想走上了“温和的西化派”，影响深及尔后的学术发展。余教授系家中长子，国府仓惶辞庙之际，奉父命留守上海家中。同年秋，他北上考进协中公卒业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西史学。
亲炙钱穆
1949年底，协中公夫妇由台湾移居香港，隔年元月，余教授赴港和家人团聚，自此离开中国，变成“海外的流浪者”。其时钱穆(1895-1990)和朋友在港草创新亚书院，2月，余教授在协中公带领下经钱氏亲自考试，进入新亚就读。前此余教授已读过钱穆名作《国史大纲》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备至，如今得以亲炙其人，遂开始多年温笃的师生之情，常以《国史大纲》小叩大鸣，进而专攻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如是者五年。
1952年夏，余教授自新亚毕业，在香港小学任教两年。其间，余教授亦常叩门，私下向钱穆请益。钱穆移居台湾后，余教授每有来台的机会，亦必躬诣外双溪素书楼，闻问受教，一时传为杏坛佳话。钱穆本人是近代新儒家的典型，但他和别出儒如张君劢(188-1969)、唐君毅(1909-1978)等人有所不同，绝不以门户匡限自己，反而承袭了“北宋以来综汇经、史、文学的儒学传统”，尤宗朱熹。钱穆的身教与主张，日后对余教授有绝大之影响，终身几不以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讨论儒学。
求学哈佛
钱穆之外，余英时教授的另一师承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
1955年春，余教授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抵哈佛大学，嗣因得遇杨联陞教授，乃入历史系侧身门下，正式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学问上，杨联陞教授主张“训诂治史”，其次是从食货志出发，致力于经济史的研究。余教授在两方面都深受影响，“训诂治史”实近观念史的研究，从文化中的关键词汇审视史嬗。余英时教授罕做类似题目，但“训诂治史”本身走的就是思想史的取向，是以余教授初读柯灵乌(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旋即为之折服，颇服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等于为日后的学思生涯觅得重心，也为他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1962)打下深厚的基础，终于完成协中公未竟的博士学位。
杨联陞在食货志上的研究，最后形成余教授首部出版的英文专书《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 1967)，讨论河西走廊一带的丝路贸易。两者的结合，显然是晚出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
哈佛大学毕业后，余教授先赴密西根大学执教，1966年，再回哈佛任职，此后则因其英文专著出版，开始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也因其中文著作而使阅众大增，影响遍及东西两洋的华人地区，甚至促使欧美语言的世界，也不能不广为参考。
衡文论史
尚在新亚就读之际，余英时教授即开始在香港报刊上为文，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尤其关心政治演变，香港时期刊行过《民主制度的发展》(1953)等书。到美国求学后，著述益伙，即使不计学报论文与报刊专文，他的中文著作为数也在五十种以上，而且每有所出，学界争相传诵。1974年，余教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隔年向哈佛请假重返香港，任母校新亚书院校长，而后因新亚并入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遂转任中大副校长。1977年因张光直教授力荐，耶鲁大学聘余教授为历史系讲座教授。
在哈佛教书近11年，除了上述英语专书外，余教授最为人知的著作应为《方以智晚节考》(1972)、《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与《历史与思想》(1976)三书。后者影响力遍及历史与其他学界，出版以来，年年再刷，二版且于今春刚刚面世。《方以智晚节考》则从新材料与个人精神世界考得方以智(1611-1671)最后自沉惶恐滩，以死节殉明的故史，透露出明末知识人物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余教授阐幽抉微，考论缜密周延，而方氏隐语系统的破解，更为一功。书中显示的考证之法，突破过去学界窠臼，是今人考证的典范，迄今尤为史家称颂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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