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自去年始，经济增长失去了往日的动力，下行压力超出人们的预期。传统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主体即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都呈现出“不作为”的态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失去了过去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里原因很多，包括在反腐败的高压下，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为;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重新定位，市场化方向不明确等等。外资勉强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扩张有限。这里也有很多因素，包括西方各国和中国本身的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世界总体经济表现差等。民营资本除了互联网这一领域之外，也没有扩张投资的趋向。
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和维持中速经济增长对中国至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即中产阶级社会)，把自身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社会，而且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有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停滞，就会成为现实的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在这个内容里，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众创”和外部“一带一路”视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众创”运动，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动，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众创”政策的理性。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共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市场化并非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市场化就会自动到来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和集权，但仍然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国有银行不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经济分权(“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更大，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使得人们看到前途的接班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今天，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
政策准备不足
不过，近来的股市震荡给这个刚刚开始的众创运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助力众创运动，反而造成一场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如上所说，金融市场化有其理性，但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有关方面在没有充分的政策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运动，同时也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回应可能的市场反应。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的股市一直被视为是政策市，即政府政策对股市影响过大，甚至主宰着股市。长期以来的政府市已经给股民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传统，即一旦股市遇到麻烦，政府必然出手相救。而政府则往往是从社会稳定等因素来考量股市，一旦出现问题(或者被认为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必然干预。这次也不例外。这很容易造成股民绑架政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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