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出路之二：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减税同行
中国经济时报：出路之二是什么?
张曙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国企改革改了什么?对于国企改革，要分清三个概念：租金、税收、利润。改革前，三者是混在一起的，企业利润全部上缴，所需资金全部下拨，利润、税收、租金没有分开，也无法分开。改革以后，通过利改税和分税制，把利润和税收分开了，国有企业结束不纳税的历史。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问题在于利润和租金没有分开，从而税收和租金也没有分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纳税和缴利，都包含租金在内，实际上，也是在缴纳租金。
我们的法律规定，矿产资源、水利资源和电信频道资源等是国家的，但其开发利用却必须由具体企业来完成，这就涉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权能的分割和利益的分配，具体来说，就涉及到资源租金的问题。以山西的煤炭开发为例，为了吸引开发资金，政府与投资者签订合约，把煤炭的探矿权和开采权授予企业，租金也就落入企业囊中，于是，凡到山西投资采煤的煤老板都一夜暴富。政府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眼红，于是撕毁合约，借助产业政策和产业重组，把开发权全部收回，交给国有企业，使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样，政府征地拆迁，也就占有了大量地租。
其实，租金是全体公民的财富，人人有份，大家分享。无论是由私人攫取，还是由国有企业占有，都是对全民产权的侵犯。因为国有企业几乎无偿占有资源要素租金，也就虚增了利润，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就由其经营者“合法”占有和支配。这既是行政垄断的实质，也是腐败的源泉。
因此，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就要实现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放开资源要素价格，把租金和利润分开，先收租金，后分利润。在租金和利润合一的情况下上缴利润，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题。把租金弄到利润里面，利润高了，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了，投资者所获的不合理利益也增多了。
比如说，在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上市公司，外国人成为股东，在租金和利润不分的情况下，随着利润增多(实质上是租金增多)，股东分的红利也就多了。这些股东实际分的不是其应得的利润，而是本应属于全体中国公民的租金，其实是我们国民的损失。
与此同时，很多上市的大公司都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公司高管不仅有一般薪酬，而且都有股票期权，并纷纷行权套现。而股票期权又是按企业的盈利能力来计价的。所以，这些人得到的一部分不是他们应得的收益，而是把本属全民的租金切走了一块。
有鉴于此，对于国企改革，我要说的是三句话：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减税同行。对租金收入，政府应当征税。这就增加了政府收入，也就有了减税的基础和条件。
城市化的关键：户籍(包括福利)和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您认为，今后在推动新型城市化的过程中，关键要解决哪些问题?
张曙光：过去30年，我们的城市化并不成功。虽然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但扣除进城的农民工和城镇中的农业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现行的城市化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虽然人为地压低了工业化的成本，促进了外源工业化的发展，但却扭曲了城市化，造成了半拉子城市化。
正确推动城市化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户籍及其背后的福利问题，二是土地制度问题。
首先，进行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让愿意进城的农村人口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农村进城人口中有两类人，一类愿意在城市扎根落户，一类愿意兼业，往返于城乡之间。现行城市化政策并未分别对待，于是一方面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是小规模的人口迁徙，能够在城市落户的极少，因而农村人口进城后仍然保留着农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城里人也对他们另眼相看。要取消户籍管制，解决愿意进城人口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问题，使其在城市能够真正落地生根，成为市民。
其次，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使愿意进城落户的人口能够从农村拔根。现行土地政策和制度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权利体系，政府作为农地转为城市用地的唯一仲裁者和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者，是农地转用后的真正“地主”，拥有获得农地并将其转给城市使用者的排他权力。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产权，也使土地市场无法发育，土地交易无法进行。只有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发展土地市场和土地交易，让愿意进城的农村人口放弃集体成员权，通过市场出让土地，才能拔掉在农村的老根，真正进入和融入城市。
这两个问题背后还有利益和财政问题，但只要思想明确，问题不难解决。
“国五条”只是给房地产摁了个“暂停键”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与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行业之一，房产业行业备受关注。其中，房地产调控曾被寄予希望，但实际效果并不好，甚至越调越涨，越控越高。您认为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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