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基层自治建设
“今后数年，深圳要重点警惕和预防旧城改造中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在今年1月底的深圳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深圳市纪委副书记孙大卫在分组讨论时提醒。同样在1月份，曾轰动一时的深圳20亿“村官”周伟思被检方指控受贿超过5000万元，提起公诉。翻开深圳的城市化进程，随处可见诡谲绚丽的传奇：这里有一夜造就亿万富豪的神话，有“南国第一村”、“中国第一村”的辉煌，也有20亿“村官”、3 0亿“村官”们跌宕起伏的命运……这些传奇的背后，是深圳基层管理制度的更迭以及巨大利益相关者的角力和沉浮。
暴富脉络
在短短30年间，深圳从小渔村变成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农民们洗脚上田，从“种田”转向“种楼”，深圳的城市化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开始，农民变成市民，基层自治方式也随之经历变革。
1979年的那个春天，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海滨画下一个圈时，可能谁也预料不到，这个贫穷的小渔村，会在短短30年内变成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搅动了这座小渔村，来自香港的资金、技术与灵活的政策“发酵”，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一夜间，农民们洗脚上田，从“种田”转向“种楼”，深圳的城市化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开始。
正如不少学界论文中所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特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村镇建设、生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职业非农化、经济工业化、管理企业化、收入多元化、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居民化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为了适应这种变化，1992年的6月18日，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以《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发布为标志，拉开了特区内农村管理体制城市化改革的序幕。改革的思路，是将原村民委员会发展集体经济和组织村民自治的两大职能分开，分别由新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股份公司和居民委员会承担。
从那以后，深圳城市化飞速发展，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奇迹发生在股份公司，也惠及每一个原住民。
根据1988年11月22日《南方日报》的报道，宝安沙井万丰村全村446户，户户是股份制股东，集资1200多万元办工厂28家。1994年，在深圳市最大的50家集体股份制企业的评估排行中，万丰股份公司以固定资产4 .9亿元，年加工值6 .3亿元，利润60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1万元，荣登榜首。2000年万丰股份公司经工商局批准，升格为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有资产14亿多元，年销售额为35亿元，下属十几个分公司。鼎盛时期，万丰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齐名，号称“南国第一村”。
位于龙岗的南岭村后来居上。改革开放前，这是深圳最贫穷的村庄之一，被称为“鸭屎围”，一半以上村民偷渡香港。20多年前，全村总资产仅7000元，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而到了2008年，南岭村净资产达到13个亿，村民人均纯收入15万，一年上交国家税收1.8个亿。
城市有城市的发展，村庄有村庄的运气。从2004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开始对深圳城中村进行“建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手术”。“中国第一爆”在渔农村打响，蔡屋围矗立起新地标京基大厦，而深圳CB D最后一块城中村———岗厦河园片区的改造，更演绎出让人动容的造富神话：2008年9月24日，河园旧村拆下了第一堵墙、第一栋楼。据说这场旧改一夜之间造就数十个亿万富翁。
20亿身家“村官”周伟思的故事，恰好清晰反映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1960年出生的周伟思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贩卖海鲜、青菜等，从商店老板、包工头到“地主”———在发现土地的巨大价值后，周伟思大量买地圈地、盖房出租，甚至形成了成片的商业楼和工业区。而当“种楼收租”的黄金时代退潮，深圳的旧城改造运动又为城中村以及原住民带来极大利益。一栋旧楼倒下去，亿万富翁站起来。周伟思曾说，在深惠路改造时，他得到的拆迁赔偿就达一个亿。
村官村民
城市化彻底改变了原有村庄的生态，以前那种单纯、淳朴的村民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在其中，小小村庄的派系斗争，都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
巨大的利益背后，是巨大的诱惑和风险。早在20多年前深圳进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时，就试图通过股份公司和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的分设，厘清各自权责，协调基层社区发展。但随着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社区股份公司在制度设计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暴露，不仅制约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更滋生了不少腐败案件。有媒体报道称，在2007到2012年，仅宝安法院受理的涉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案件就达1970件，并呈现出案情复杂、影响较广、难以调处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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