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时代》
来源：上河卓远文化 作者：阿兰·巴迪欧 翻译：陈永国
在黑格尔之后的那个时代，在哲学常常与科学条件或政治条件缝合的时代，诗歌承担了哲学的某些任务。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时代是特别为诗歌艺术准备的。然而，我们所说的诗歌和诗人既不是全部诗歌，也不是全部诗人，而是其作品即刻被认为是思想创造的诗人，对这些诗人来说，诗歌是语言的场所，是在哲学摇摆不定的地方提出关于存在和关于时间的命题的场所。这些诗人并没有决定取代哲学家的位置;他们没有清晰的意识要发挥哲学家的作用。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承受着一种思想压力，即在哲学缺乏自由的情况下，需要在艺术内部构建接受思想的一般空间和类属规程，而这是被缝合的哲学所再也不能建构的了。如果诗歌特别承担了这项任务，那是因为：一方面，至少在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前，哲学并不具备以某种特权方式被缝合的条件;另一方面，诗歌是把词语与经验相结合的一门艺术，距离现实较远，在空想的地平线上用词语表达此在的理想。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竞争可以回溯到古代，如柏拉图对诗歌和诗人进行的特别苛刻的检验。尼采充当了报复柏拉图的先知，而这种报复不可能在诗歌的权限之内进行。笛卡儿、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完全可能会成为数学家、历史学家或物理学家，如果他们不可能是另一种人的话，那就是诗人。但是，自尼采以来，所有哲学家都声称是诗人。他们都嫉妒诗人;他们都是妄想型诗人或近似型诗人，或得到承认的诗人，如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或拉库一拉巴特，甚至詹贝或拉德罗都崇敬东方形而上学中不可避免的诗歌倾向。
事实上，在缝合的哲学家回转的时代里，确实有一个诗人的时期。在荷尔德林与保罗·策兰之间有一个时期，关于时代本身震撼人心的意义，关于存在问题的最开放的方法，几乎未陷入残酷缝合的共存空间，以及最丰富的关于现代人经验的论述，都在诗歌中释放出来，为诗歌所拥有。在这个时期里，时间之谜与诗歌隐喻之谜交织在一起，而解放的过程本身则与形象的“相像”密切相关。整个这个时代在短暂的哲学中再现为一致的，尤其是方向明确的一个时代。这些短暂的哲学包括进步、历史感、千年至福的基础、彼岸世界和他人的接近。而这个时代的真实状态则恰恰相反，是矛盾和混乱。只有诗歌，或“玄学”诗歌，最凝练的诗歌，最具思想性的诗歌，但也是最含混的诗歌，表达了这个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感。诗歌在历史的定向再现中追溯出一个没有方向的对角。这些诗歌闪光的枯燥打开了一个空间——借用拉库一拉巴特从荷尔德林那里演化来的话，就是cesurer，“切开”的意思——即在历史性创伤内部切开一个口子。
一旦哲学试图与诗歌条件缝合，诗人时代的规范表征就成了哲学选择的客体。米歇尔·德古伊(MichelDeguy)甚至说(可他实际上是个诗人)：“哲学，是为诗歌做准备。”无论如何，哲学所认可的诗人最终发挥了哲学自身的基本作用。
就我而言(但我认为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自己的名单就是从这个角度列出的，因此也是封闭的)，我认可七位重要诗人，但不必因为他们是“最好的诗人”——一种不可能的奖项分配——而是因为代表着诗人时代的不同时期。他们是：荷尔德林，这些诗人的先知和预言家，然后是其他诗人，他们都是巴黎公社的后代，而巴黎公社标志着定向感所再现的混乱的开端：马拉美，兰波，特拉克尔(Trakl)，佩索阿(Pessoa)，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和策兰。
我不想有意检验这些历史性吻合，转变，奠基的诗歌，独特的成就(如马拉美的书，兰波的无序和佩索阿的异音异义词……)，那么多概念而又不能联合成整体，正是这一点使诗人时代成为了思想的时代。然而，我还是要提几点意见。
(1)我们的诗人留下的一条基本路线，使他们能够摆脱哲学缝合的路线，就是缺乏客体范畴。确切一点说，是作为必要表现形式的客体范畴或客观范畴的缺乏。诗人时代的诗人试图打开的是存在之路，也就是存在无法通过客体的“表现”范畴来保护自己的地方。而诗歌本质上是抵制客体化的。这绝不说明意义已经转手主体或主观范畴。相反，诗歌所极其敏感的是缝合在“客体”或客体性与“主体”之间的纽带。这个纽带构成了知识或认知。但是，诗歌所尝试的存在之路并不属于认知秩序。它因此与主体/客体的对立构成了对角关系。当兰波激烈嘲讽“主体性诗歌”时，当马拉美提出诗歌的发生是作为主体的作者必须缺场时，他们说的是诗歌的真理并不在于它所说的是否与主体或客体相关。因为对诗人时代的所有诗人而言，如果经验的一致性与客体性密切相关，如同缝合的哲学依赖康德一样，那么，它就必须大胆地防止人们抨击它不一致，如策兰令人羡慕地总结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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