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开始系统地从史料中搜集买卖人口尤其是买卖妻妾的交易历史数据。陈志武告诉记者：“有许多朋友在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我们与别的民族有多少不同。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以金融的逻辑作为一副眼镜，去看待社会和个人、历史和现状，你会发现其实各个社会、种族、民族都是相通的，相同为主，相异为次。”在研究中陈志武发现，不仅中国长期有买卖妻妾、租妻典妻，而且印度、泰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非洲也都曾经有过，甚至今天还有买卖妻子的习俗。
“你会看到，当面临风险冲击时，比如饥荒、疾病、灾害，通过嫁卖妻子来缓冲风险并非稀罕之事。粮价上涨冲击时单身家庭的死亡率更高，男性的死亡率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有妻子的男性能够通过卖妻更好地缓冲风险，同时女性通过嫁卖，可以让自己从一个高风险家庭转到低风险家庭，从而降低灾荒冲击下女性的死亡率。”
陈志武认为，之所以人类社会曾经普遍存在甚至迄今个别地方还有买卖妻子的习俗，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从前的社会没有充分发达、完备的金融市场。“如何规避灾荒风险、季节性风险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带来的生存挑战，恰恰是金融市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金融市场发达，专项保险品种应有尽有，那么农民和社会其他成员只需要花一点点费用，就能未雨绸缪，规避各类可以想到的未来风险，而不至于等到灾害发生时被迫卖妻鬻女以求生存。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里，不仅仅是人被工具化地使用，而且与我们个人幸福切近的婚姻、家庭等关系也会被利用。”
当货币化市场撞上儒家秩序
在《金融的逻辑2》中，陈志武把不少篇幅落在了儒家文化的金融基础这一内容上。陈志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过去10年时间中，他对各个国家文化、价值、道德伦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兴趣。
“很多行为伦理的形成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中不同的人更好地应对风险而推演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中国历史上，过去几千年里政府权力只到县这一级，不渗透到‘大社会’的生活层面，资源配置等民生内容主要由行政权力之外的体系确定，就是主要由基于儒家‘三纲五常’”的差序格局来规范，这样的纲常规则体系不仅把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固化住，而且把人们对彼此的义务责任确定下来，由此实现资源、权益在人与人之间的配置。”
当整个社会都像儒家主张的那样依据血缘、代际、年龄、性别分配和分享资源时，一种基于非货币非野蛮暴力的社会结构、资源配置秩序就形成了。
陈志武认为，儒家秩序是有许多朋友都认为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主流，“孔家店”是中国社会的秩序基础。正因为此，基于货币化的市场秩序要想替代儒家秩序，当然会处处碰壁。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能理解基督教是如何在中世纪限制欧洲社会里的个人自由，以及十四、十五世纪开启的商业化、货币化进程是如何让个人在西方社会崛起的。”陈志武说，“到最后，十四、十五世纪商业革命的发展让欧洲人看到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更能解放个人，货币化带来的是个人自由。钱就是钱，无情无义，但也因此保护、尊重了每个个体的私人空间和自由尊严，那些非货币化的交换安排附加了太多的约束条件，要么是‘三纲五常’，要么是宗教教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货币化了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不顾身份、不管亲疏、不认贵贱的机会平等的社会。”
陈志武认为，五四运动时期，几代中国学人的认知盲点在于：如果不是基于货币价格的自愿交易，也不是基于儒家秩序配置资源，那么，社会必然要找其他非货币化的方式组建社会并配置方方面面的有限资源，比如20 世纪50 年代引进的基于行政权力、行政级别的计划经济体系。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号召“打倒孔家店”，却依然排斥货币、排斥市场经济，还是标榜“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结果中国只是从一种不自由的体系进入了另外一种不自由的体系。
“今天什么都‘向钱看’，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好像昔日温情脉脉的人情世界被失落的金钱世界代替。可是我们要承认：是货币化的过程推进了人类文明，带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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