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证监会、银监会，还是诸如国资委等部委，对中国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有什么好处?一开始可能都有好处，在建立市场的时候功不可没，但现在它们对市场的限制越来越多，这是不对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减少行政管制，越少越好。
如果放开市场，中国GDP的增长可能会超过7%
蒋保信：与股市的繁荣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下滑的趋势。楼继伟在清华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引发了很多讨论。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宏观经济的走势呢?
任志强：楼继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种话，不是现在才说的。道理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改革，肯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呢?因为中央已经认识到有这种危险了，否则还要改革吗?这个问题，不管楼继伟说不说，它都是存在的。你也不要以为中央就没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很多普通群众不太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觉得，好像楼继伟说了，就代表中央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了，不是那么回事。
蒋保信：从去年11月份以来，央行三次降息、两次降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举措?
任志强：常态。我们过去就有过这种措施，真正研究经济的人会发现，从1994年开始，我们就经历了一个为期八年的经济周期，从一个最高峰开始持续下滑，直到八年以后，2002年以后才开始上升。这次经济下滑的时间还只有四年，将来也可能会和上次一样，还要持续两三年。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再看到现在有这种情况，有什么奇怪呢?可能经济周期就是这样的。如果政府采取的政策有效，这个周期可能会缩短到六年、七年。你看看美国，也一样，周期时间基本上差不多，只不过由于政策变化，周期可能会缩短一年两年。
中国经济的增长处于一个下降过程，这没什么可讨论的。实体经济在下降，外贸肯定也比原来差，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在递减也是事实，人口素质的提高并不足以折抵劳动人口的减少。问题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用更好的政策来回避周期的影响?我不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做得好。4万亿的后遗症是存在的，整个利率这么高，实际上是4万亿造成的。但4万亿早都过去了，为什么还不降呢?降准、降息，我们过去有时候降的比这还厉害呢，在2002年，年贷款利息都比现在还低。所以，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没什么可奇怪的，不正常的是人们的心态。
蒋保信：人们心态有什么问题?
任志强：就像你们提出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们不了解历史。你们要是了解从1993年以来一直到现在的情况，你们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了。
蒋保信：有经济学者担心这种降息、降准的做法，会回到4万亿的老路上来。
任志强：降息、降准和4万亿是两回事。你说从1994年以后，没有4万亿，在2002年贷款利息不也是最低的?那时候和4万亿有什么关系?没关系。
4万亿是一个不好的帽子，它有危害性，也有积极作用。如果只讲它的危害性，不看到它积极的作用，所有人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现在之所以多次降准降息，就是因为该降的时候没降，如果去年和前年那些所谓的定向变成普遍性的，可能今天就没这事了。因为怕别人说4万亿，所以反应速度过慢了，才造成今天的情况。
蒋保信：如果要跨越楼继伟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保持6.5%-7%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觉得需要做哪些调整?
任志强：中国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都能落实，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不是6.5%、7%，而是更高。
金融业如果全开放，会是这样吗?用不着央行在那儿瞎嚷嚷，更多的银行会出现，国有银行会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利率还长这么高吗?在资金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率会有这么高吗?我们所有的社保基金、医保基金、养老基金、公积金、住房维修基金，都不能进入实体经济，大量的钱都压在政府手里，但他们的运作能力太差了。国外资本市场为什么好?国外是这些钱都进入了实体经济，通过私人运作的办法，获取更高的收益。为什么我们医疗改革迟迟不能成功?这些钱压在那儿都浪费了，没有增值，不能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钱用来投资，让它增值3、4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投医保的人更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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