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媒体不能开放，企业和政府才有这么多违规的事情。如果媒体自由了，更开放了，用得着靠官员去监督吗?社会监督的效果可能更好。哪个国家是完全靠纪委去监督的?都是媒体监督占主导地位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那些改革目标，如果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是吵了好几年了?再往前，是不是也要吵好几年?要改革吗?它不要改革，它只想做大做强。
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问题不解决，经济要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制度更完善，市场经济这部分更放开，不让政府那只手去乱搅和，我们经济会发展得更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现在我们放开市场了吗?如果让市场决定价格，政府怎么还在那儿瞎插手干预房价?今天管了，明天又管，又搞自住房，又搞限价房，乱管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已经说了不能瞎管了，为什么没人执行呢?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落实改革，这是关键。如果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一定只是6%到7%，而是可能好很多。
我们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民营企业家对我们的市场前景没有信心，他们就不敢投资，他们就会跑。
蒋保信：他们要看政府脸色。
任志强：如果让民营企业家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可能就会做更大的投资。从上半年的投资中，可以明显看到国有投资部分，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上升的，增长了20%多，但为什么总投资是下降的呢?因为民营企业家的投资迅速下降了。民营企业家是没钱吗?不是，人家有的是钱，但不在你这投，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能让这些民营企业家恢复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我们的经济不会是现在这样，应该比现在好。在中国，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经济问题。
李腾腾：刚才您提到要放开市场，但是现在有一个改革争议比较大，就是医疗改革这一块。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要求完全放开由市场运作，另一种声音是要求政府在医疗方面加强管制，以北大的李玲为代表，他们做了很多调研，认为政府不管，市场就混乱了，可能会导致穷人看不起病。您怎么看呢?
任志强：片面的理解。你理解的是说在医院层面上，政府是要有一定的管理。而我刚才说的放开，是要把医保的钱放开。社保、医保的钱都搁在政府手里，如果这些钱能够投入市场运作，可以翻好几倍。我们的政府就是一天到晚在当保姆，还当坏了，但就不放开市场。
要解决国企背后的问题，破除国企的垄断地位
蒋保信：您刚才说到国企改革，我们知道您历来主张消灭国企，主张完全市场化。
任志强：美国和英国以前也有大量国企，但里根和撒切尔都把它们私有化了。在过去，他们的经济为什么不行?撒切尔改革之后，英国经济是不是上来了?在里根改革之后，美国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财政盈余而非财政赤字?
就中国来说，朱镕基当年把那么多国企弄掉了，中国经济是不是好了?当年邓小平进行改革时，没有人会想到民营经济是怎样的，那时候连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都要管制。但到了现在，中国民营经济的规模这么大了，它们安置的人员远远超过了国企，上交的税也超过了国企，结果是怎么样呢?中国没有变坏，而是变好了。并不是把那些国企弄没了，中国就不好了。
蒋保信：国企改革也谈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推动，是哪些人、哪些机构在阻挠?
任志强：国资委是阻止改革和致使改革不能迅速推广的重要机构，他们提出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其实就是利益问题。他们就想垄断，还不把钱交给国家，也不把钱交给老百姓。我们的国有企业，到目前为止上交了多少利润?
凡是能让市场做的，就都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才由国家来做，这是各个国家的基本原则。但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因为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全部被铲除掉。如果把剩下这部分国企都取消的话，市场可能会更好。
蒋保信：民间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左派)反对国企私有化，很担心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会流失进入私人手中。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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